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核实国有资产占用量及核定国家资本金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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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核实国有资产占用量及核定国家资本金工作的通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核实国有资产占用量及核定国家资本金工作的通知
1996年4月24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处），国家科委、建设部、电力部、煤炭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内贸部、外经贸部、国家旅游局、轻工总会、纺织总会，国家建材局、国家医药局、船舶总公司、兵器总公司、航天总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化总公司、有色总公司：
为了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为企业改制创造条件，根据《公司法》和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现对100户试点企业核实国有资产占用量、核定国家资本金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企业须完成清产核资及产权界定工作，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完成上述工作后，由企业填报国有资产占用量、国家资本金核定申报表（附后，以下简称申报表）并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界定等有关批文和证明，经投资主体或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盖章，并按国家规定办理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已批复《试点实施方案》的企业，主管部门或投资主体要在1996年6月底前上报申报表，没有批复《试点实施方案》的企业，要在《试点实施方案》批复前，上报申报表。
二、试点企业发生产权纠纷，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应尽快向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产权纠纷调处委员会提出申请，及时解决产权纠纷。产权纠纷解决后，填制申报表并办理产权登记。
三、试点企业公司制改制后，在运作过程中，凡涉及国家资本金变动的，报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盖章后，并按国家规定办理产权变动登记。涉及国家资本金变动的因素有：（1）“拨改贷”转增国家资本金；（2）产权界定涉及国家资本金变动的；（3）资本公积转增国家资本金的；（4）按国家规定国有资产收益用于企业再投入增加国家资本金的；（5）清理债权债务，债权转股权涉及国家资本金变动的；（6）按规定减免或返还的税金、“两金”用于增加国家资本金；（7）其它。
四、不按规定上报申报表并办〔ＪＰ2〕理产权登记的，按《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192号令）的规定给予处罚。〔ＪＰ〕
五、地方政府确定的试点企业，核定国有资产占用量和核定国家资本金的工作，可参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附件：1．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国有资产占用量、国家资本金核定申报表（略）
2．填表说明
附件二：填表说明
1．此申报表的上报单位为主管部门或投资主体。
2．企业在完成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按规定进行了资产评估后填报此表，经主管部门或投资主体审核盖章后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盖章确认，据此办理产权登记。
3．已办理了产权登记的试点企业，以产权登记数补填此表，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4．本表一式三份，经国资部门盖章后，一份用于产权登记，一份企业留底，一份由国资部门留底。
5．30户中央试点企业，可由主管部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财务部门审核盖章。
6．表中的国家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是包括国家资本和国有法人资本两部分。
7．试点企业为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国家所有者权益的数额是以其在公司实收资本中所占比例计算得来的。
8．对表中影响所有者权益和国家资本金数额的其它因素要进行文字说明。
9．百户试点企业中的地方企业，其中申报表由省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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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法律性质实证分析
孙俊强
内容提要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学界没有争议，但是关于选举权法律性质的学说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的实际状况。选举权具有双重性，其应然性合理解释了选举权的存在，而其实证性恰恰回应了选举权的实际运行。选举权的特殊性必然要求国家法律确认并保障其有效实现。
关键词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实证选举权 权利的限制于剥夺
选举权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所以强调耳熟能详的选举权是因为“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选举是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常被看做政治过程的核心，也被完全看做是实践中的民主，是人民控制其政府、选择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剔除不称职者的主要手段。
“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温总理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指吃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这也是切实保障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选举权的意义所在。正确把握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或者说我们对待选举权的态度，这是进一步保障选举权能够实现的逻辑起点。宪法学界对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有过充分的研究，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应然的、纯理论的角度上进行讨论。选举权之所以特别于其他权利是因为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但是选举权的特殊性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众多权利之一所具有的普遍性。在现代宪政国家，只有经过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选举权亦如此。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权具有双重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选举权是公民当然的权利，不可限制于剥夺；而从实证分析的视角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法治建设和制度保障的基础上，被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政治权利之一。
一、选举权的法律性质综述
关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宪法学界存在不同的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和观点包括：早期权利说、公务说、二元论和政治权利说。
（一）早期权利说
早期权利说，又称为固有权利说或个人权利说。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早期权利说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民主权理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是公民当然享有的，与生俱来而且不可转让的权利，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为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都有权参与主权的行使；参加选举就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因此人民应当享有选举权。这种学说的历史的功绩在于启发和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证成了国家起源和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二）公务说
公务说又称义务说或社会职务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授予公民选举的资格,要求选民以国家的名义必须行使选举权。选举权是国家依据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公民的义务，公民必须依法履行选举职责,否则应承担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该学说起源于法国的国家法人说，但在德国得到了完善。P·拉班特认为，“选举权的形式必须有赖于公民组成‘选举人团体’，而该团体实际上也属于一种非常设的国家机关，专门履行选举产生另一种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这种国家机关的公务。”G·耶里涅克以国家法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公务说”发展为“权限说”。其主张“人们在选举中作为‘公民’而成为国家机关，故尔不可能拥有‘权利’，而只可能拥有作为国家机关的‘权限’ 而已。质言之，选举权并非‘选举的权利’，而是‘选举的权限’罢了。”义务说的形成主要受到了社会连带主义理论的影响。公务说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形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是公务说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意志自由，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嫌疑进而影响选举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二元说。
二元说又称权利义务说或者权利兼职务说。二元说作为一种精致的理论，乃发端于日本，美浓部达吉和清宫四郎教授是此说的代表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具有权利和义务两种性质。第一，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该权利不是固有的，而是赋予的。但是选举权不同一般的权利，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定的公权利，公民行使选举权也应当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第二，选举权也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或义务。由于选举是以公益为目的，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是一种权利性的社会公务。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是一种社会责任。选举权不仅关系到权利享有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到公共利益。因此，行使选举权是履行社会公益的职务，公民不宜任意放弃。根据二元说,既然选举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对选举权的侵犯或疏漏都应获得法律救济；既然选举权权蕴含着社会职务(义务)性质，则不得转让、委托或放弃选举权。国家必要时可采用强制投票制，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该学说把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结合起来，肯定了二者的积极因素，避免了二者割裂现实中权利的义务的内在联系的弊端，具有合理性。但是，二元说并不是从权利和义务各自的特点出发，是侧重于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理论的外在特征的结合，是一种折衷学说。
（四）政治权利说
政治权利说是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首先，选举权是国家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某种行为，它作为政治权利，具有现实基础。一般来说，选举权具有以下两种要素。一是外在要素。国家法律规定是选举权存在的合法根据，是选举权运行的首要条件，即在现实生活中，哪些人有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哪些人的选举权被停止等都由法律统一规定。二是内在因素。宪法规定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尺度，它还不是现实的形态，没有公民的主观努力，宪法规定本身是不能实现的。选举权如此，法律规定的选举权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主体的能力。其次，选举权是一种政治权利，并不是一般权利，而且政治权利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选举权作为政治权利，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选举权产生的过程看，选举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对性是权力的基本特征；第二，从选举权的目的看，合理地组织权力和有效地控制权力是选举权的基本功能；第三，从选举权产生的社会效果看，选举权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第四，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强调选举权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选民的法律地位，摆正“主仆关系”。
二、实证视角下的选举权
我们不否认前述有论证选举权法律性质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前述观点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的状况。早期权利说和政治权利说从应然的角度描述了选举权，而忽略了选举权的实然状态；公务说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而提出，但是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自由意志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可能性进而不利于选举的顺利运行；二元说试图克服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的不足，但是仅仅从前者的外部特征入手，而且该学说无法解释选举中选民弃权和委托他人投票的法律性质。我们所主张或享有权利有三种形态，即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人们所主张的应然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为法定权利才具有实然权利的可能性，而法定权利要变成实然权利需要一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和制度保障。选举权作为人们重要的政治权利也不例外。对于选举权的应然性，古典自然法学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运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等理论论证了选举权的应然性。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赘言。
我们主要从选举权的发展历史、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夺和选举权的资格条件等实证角度探分析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一）选举权的历史发展
综观世界历史，我们知道选举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通过流血革命而争取来的。选举权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其诞生于在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下院议员实行自由选举；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以及美国1787年颁布独立后的宪法也开始了自由选举。从有选举至今,选举权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这包括从限制性向普选制发展,也包括从选举权的不平等向平等发展。
从限制到普选是选举权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所谓普选是指,凡是具有公民权者就有选举权，国家对公民选举权的取得不再另行规定资格限制，不以财产、学识、性别等条件限制选民的资格。限制性选举是指，公民要享有选举权除具有公民资格外，还须具备规定的财产条件、教育条件或性别条件等。财产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才有选举权，不具有规定财产的公民则无选举权，而财产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或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等。历史上主要西方国家都有过相关的规定。教育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受过一定教育才有选举权，例如，美国有些州的选举法曾规定公民取得选民资格须经过“文化测验”的条款。性别条件即以男性为取得选举权的条件,女性则没有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妇女几乎不享有选举权。
经济向前推进与民权运动的影响导致限制性条件的逐步突破、降低和取消进而推进选举权在各个方面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第一，数量扩展，一些国家最初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比例较小,直到20世纪才算得上普及，如英国；第二，阶级扩展，选举权从上层阶级向普通民众扩展；第三，性别扩展，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基本都享有选举权；第四，种族扩展，例如，美国早期各州的选举权实际上限于白色人种，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被排斥在外；第五，年龄扩展。
从不平等到平等是选举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平等选举权原则指的是每个选民所投选票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所谓不平等是指每个选民所拥有的投票数不相等，或投票数虽相等但其效力不相等。选举权的不平等也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着：其一，投票数不平等。例如，在英国选举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数投票制度，即该制度规定，那些拥有固定资产的选举人可以在其住地选区投票外，还可以在其产业所在地或其营业所选区再次投票；其二，投票效力不平等。英国复票制的存在使有产者享有更多的政治特权,造成了选民之间的不平等。大体上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都建立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
当今世界选举权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妨碍普选权的一些关键问题都得到解决，如阶级、种族、性别问题，即使在中东的君主制国家，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女性参政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在21世纪之初，这种情况也出现了松动，包括沙特、科威特等都在尝试给予妇女选举权。但是我们不否认在当代选举权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二）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得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人的权利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予以限制与剥夺。在现代宪政的国家里，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应当确认和保障权利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和不可放弃的法律性质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我们既然承认权利是受到法律确认与保障的，就应当承认权利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的属性，即一个公民在法律范围行使权利从事社会活动，必然影响到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表现在权利与义务本身的相对性，而且反映在权利和义务主体的相对性。从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出发，不能不对权利的行使作出必要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其具有被限制与剥夺的可能性。约翰·密尔亦从理论上论证了限制选举权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应当有选举权，但是扩大选举权和实行普选制必须受教育程度和财产条件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知识条件的限制；不纳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领取救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已经破产、又无偿付能力的人应当取消其选举权。总之，选举权是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所以国家基于国家政治有效运行和国家管理富有效率的考虑，依据宪法性法律可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
首先，选举权的限制。对选举权的限制，主要指为了维护选举制度的有序性，依法对特殊法律主体选举权的享有及行使予以约束或限定。从法理上讲,权利的法律限制表现在两个层次，内在的制约和外在的制约。内在制约是选举权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内在法律界限。选民享有和行使选举权时,可能与其他人的选举权或其他权利发生冲突，为防止权利的滥用，法律对选举权自身具备不侵犯或损害其他权利的规定性。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权利内在制约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选举权的外在的制约是指根据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对选举权的行使作出必要限制。
其次，选举权的剥夺。我国宪法规定，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精神，剥夺政治权利的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原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公民都实际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例如，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换句话说，全部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部分公民因法律原因或者其自身精神状况而丧失了这部分权利。
（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人们因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组成民主国家生活在一起，人们所享有的权利绝大多数是在民族国家内行使和实现的。所以，民族国家的产生导致了人们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带有普遍的地域色彩，而选举权作为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其地域色彩更加浓厚。选举权是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因为享有被选举权而可能成为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而国家的治理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和政治经验的。这导致各国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作出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选举权仅仅是公民个人政治意愿的表达，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因而其资格条件比较宽松。所以被选举权的资格往往要比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这里我们仅仅以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来说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从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及政治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定的限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籍资格。西方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候选人必须是本国公民，并在本国居住一定期限。第二，年龄资格。世界多数国家享有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高于选举权的年龄资格。多数国家规定参议院议员的被选举年龄资格下限为30岁到40岁。第三，职业资格。世界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限制，规定不能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主要是法官、文官、军人、警察、宗教人士等。第四，财产资格。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若成为议员的候选人，必须交纳一定数目的金钱作保证，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足法定的比例，保证金就被国家没收。不过,一些国家后来逐渐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的规定。第五，居住资格。大多数国家对公民的被选举权规定了居住资格条件。有的国家规定在本选区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才享有被选举权。
虽然我们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致的规定，即除依法剥得政治权利者外，凡具有我国国籍的年满18周岁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基于政治实践的考量对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规定了不同的资格条件。我们之所以要规定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行使权利具备一定行为能力的普遍性；二是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的特殊性。在我国，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意愿的表达，而被选举权不仅需要享有权利的主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要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一定权力因而具备必要的能力。这往往要求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严格于选举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会普遍高涨。而选举权（这里仅指狭义上的选举权）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权利，其资格条件必然会更加的合理和完善。
三、结束语
我们不否认应然条件下对选举权的美好描述。因为它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和国家存在的目的；同时，从理论上证成了选举权存在、发展和给予保障的合理性。但是应然条件下的选举权仅仅只能作为我们真正享有选举权的道德诉求而已。我们要实现我们本应享有的选举权，就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政治保障、经济保障、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从选举权的历史发展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是人们经过革命斗争获取的；从选选制度的实际状况看，选举权并不是不可剥得和人人都享有的，为实现国家政治有序和富有效率，我们必然法律对选举权的享有规定些资格条件。总之，从实证的角度看，选举权是法律所确认并受到一定限制的权利。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实证的角度看待选举权并不否认选举权在应然意义上的重要性。我们只是从选举权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的运行状况说明选举权是国家宪法法律确认的，并且选举权真正有效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如此，选举权才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进而保证了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政治理想顺利实现。
我国应在产品责任法律中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马东晓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摘要〕 迄今为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已经存在二百余年，且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该制度在美国的产品责任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美国的产品责任法甚至侵权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进行详细介绍，分析该制度存在的利弊，以期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必要性。
关键词： 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punitive damages）制度从其在英国产生至今已经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在美国的勃兴也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但即便如此，今天在世界各地乃至在上述两个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对这一制度合理性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息过。本文希望通过对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介绍，并结合对我国产品责任侵权纠纷现状的分析，进而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起源和发展
损害赔偿作为惩罚措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中的《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内容。但主流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案件最早出现在1763的英国，即Huckle v. Money 案。该案中，原告是一名报社的工人，因政府对报社进行搜查而被非法拘禁，于是原告对政府官员提起诉讼。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陪审团有权决定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并最终对被告作出了300英镑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判决。
17到18世纪，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诬告、不法侵入、非法拘禁等使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到19世纪，该制度已经成为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但直到5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Day v. Woodworth案中明确指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普通法上已经明确确立的一项原则，在侵扰之诉以及其他之诉中，陪审团可以根据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而不是根据原告所实际遭受的损失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在许多民事诉讼中，被告的错误行为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包括被告道德的败坏程度以及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确定。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惩罚被告的恶劣行为，可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大型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在商品交易中的地位明显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部分不法厂商为追逐利润而制造和销售不合格甚至不安全的商品。为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美国将惩罚性赔偿逐渐大量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中，同时赔偿的数额也在不断提高。到70年代，在侵权法领域以及合同法领域均出现了大量的、巨额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案件，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这段时期内呈现出勃兴状态。至今，美国除了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内布拉斯加和华盛顿四个州外，各州均已采纳了这一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已经成为了美国法中一项非常牢固的制度。
在英美法中，还有一种与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相类似的制度需要注意，这就是加重的损害赔偿金（aggravated damages）制度。所谓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是指行为人的某种加害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精神伤害时，根据被害人的请求，法院作出的物质损害赔偿之外的旨在补偿受害人精神损害的那部分赔偿。 在许多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案件中，由于精神损害无法准确地计算，法院往往作出高额的加重损害赔偿金，而此类案件常常又被施以惩罚性赔偿，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天价的赔偿案件往往是既有加重的损害赔偿金又有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二、性质和特点
在英美法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方法通常包括损害赔偿（damage）、禁令（injunction）和自力救济（self－help）。其中损害赔偿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救济渠道，其目的在于补偿损失，但此外还有一些非补偿性损害赔偿。如象征性的损害赔偿金、蔑视的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在大陆法上，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原则。“简言之，损害赔偿，旨在于保护个人之身体、财产等权利法益之不受侵害，万一损害不幸发生，行为人不问其行为故意、过失，负有填补该损害之责任”。“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是为了惩罚恶意侵犯他人权益的被告，但惩罚性损害赔偿又需以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在美国，受害人原则上不能单独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而且，法院在判决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常常会考虑其数额与补偿性损害赔偿金的比例关系，即比例原则（the ratio rule）。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施加给被告的，原告通常要在起诉中提出请求，陪审团根据事实判断被告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恶意或者疏忽大意地置他人权利于不顾，客观上是否具有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的必要，并结合被告的财产状况、获利情况以及对原告所造成伤害的程度等因素而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裁定。由此可见，在美国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法院非常看重被告的主观状态，当被告的过失非常过分，为社会大众所不容的时候，为惩罚被告、防止相同或相似的事件继续发生，法院有时会判予原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所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常常被使用在产品责任中。如果一个制造商明明知道自己的设计或制造过程有问题，却仍然制造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售，那么，即使消费者并没有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法院也可能要求被告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美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虽然不以实际损失为限，但通常会在法定限额以内，实际上，许多州对该数额均有不同方式的限制。如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均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的1-3倍；而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则对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最高额作出规定。
近年来的趋势表明，为防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被滥用，一方面立法对原告证据的证明标准提高了要求，如美国国会通过的《产品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示范法》中规定采用“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clear and convincing）证明标准。另一方面，法官往往在陪审团合议时进行释明，甚至在陪审团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的裁定后，也会把过高的赔偿金数额再降下来。
三、争论和评述
即使在英美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也是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1）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是惩罚而非赔偿，起不到对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效果；相反却可能鼓励受害人滥用诉讼，甚至骗取高额赔偿金。
（2）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尤其在产品责任领域，会使生产商不敢开发新产品，影响行业的发展。
（3）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会导致原告获得一笔横财，而被告拿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本应当交给国家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固然有上述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惩罚性赔偿制度所体现出的巨大价值相比，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不能因为前者的存在而全盘否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不能因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现在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否定其在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自惩罚性赔偿制度被引入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以来，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较之大陆法系国家所固守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是英美法系所独有的制度，在大陆法系中，对故意、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采取行政处罚或者刑罚的方式予以解决。大陆法系的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理在于填平赔偿权利人所受的损害，具体方式就是采取以回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的赔偿途径，称之为“赔偿全部损害”制度。而惩罚和预防乃公权力行使的职能，非民法讨论范畴。
赔偿全部损害，其理想甚佳。因为惟有赔偿全部损害，损害赔偿之目的才易达到。然则，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不易实行，因为一损害可能牵连引发其他无数之损害，有如上述，其结果，则赔偿数额或将过巨。故如严格执行赔偿全部损害之原则，则人将惶惶而不敢有所为，盖恐一不小心，过失造成损害事故，而走向破产。因之，即使德国法、法国法采取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其所谓全部损害，实并非损害之全部，而只是其一部而已。
所以，以大陆法系的填平原则，本质上不能对受害人予以充分救济，也无法真正赔偿受害人之全部损失。但大陆法系在职权主义思想之下，更多的是通过行政权力发挥社会管理和制度矫正的功能，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大量发生。就产品责任领域，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通过产品质量管理法、产品安全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以行政管理来规范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行为，以行政处罚来惩罚和制止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不法行为，其立法者也是依据所谓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强调产品质量问题关系社会民众基本生活，应以公权力积极介入，否则不能保障国计民生。
这样一来，虽然对不法行为进行了惩罚，但私法上的补偿并不充分，似有损私肥公之嫌，且消费者因为得不到全部补偿，基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往往放弃对侵权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非常不利于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而且，国家设立庞大的行政机关，配置相当行政资源，耗费大量财力，耗费纳税人金钱。且到具体管理环节，还有执法的效率和公正问题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行政诉讼问题。另外，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相比，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有利于充分补救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消费者有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产品责任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比以公权力介入民事赔偿领域的行政管理模式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平衡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
众所周知，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后两者相比，消费者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和受制约的弱势地位。因此我们就需要特别设置一些制度来制约生产者和经营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对在主观上存在恶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课以一定的惩罚性赔偿，不但是对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安抚，而且也是遏制生产者和经营者肆无忌惮地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法行为的有效措施。虽然有些人难免会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有违反公平原则之嫌，但笔者认为，公平原则不能单单仅表现在数额上的平等，实际上数额上适当‘过正’恰恰是为了实质上的公平 。
四、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一） 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明确了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再次肯定了上述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113条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03年4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从司法解释上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
与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有所区别，目前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仅适用于违约行为而不适用于侵权行为，也即只适用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买买或者服务合同关系，确认价款或者服务费用后，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则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使得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恰恰在产品责任这一消费者最需要的领域中几乎毫无作为。
（二）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而言，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有：
首先，仅规定适用于合同关系中的欺诈行为不妥，限制了诸多故意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和财产的行为，尤其是将包括产品责任在内的侵权行为排除在外，使该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仅规定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倍数不合理。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低，这种双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几乎没有惩罚的作用，而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大，仅仅因为存在轻微的欺诈行为就双倍进行惩罚似乎又不公平。例如在高档汽车买卖中，销售商对汽车的夸大宣传行为可否使得消费者获得增加赔偿一辆豪车？
再次，没有强调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对故意、恶意、重大疏忽和普通过失未加区分，也未考虑是否无视他人安全以及引起伤害的严重程度。由此引发“知假买假”大量出现，使得消费者和公众对该制度产生误读。
五、我国应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从英美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过程看，其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勃兴恰恰是因为美国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对其的广泛应用。而众所周知，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国家，这里面不能不说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功不可没，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在推动产品质量进步方面均是不遗余力，从“质量万里行”到年年的“3.15”活动，声势浩大，深入人心，但产品质量问题却未见根本好转。尤其是近些年，以“三菱帕杰罗汽车”和“东芝笔记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进口商品侵害中国消费者的事件频频发生，凸显出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的滞后以及在立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这一在英美产品责任领域早已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落后，产品匮乏，为了发展经济，国家在立法以及执法（包括行政执法）上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的措施，这无形中忽视了对消费者的保护，使得一些企业越来越不重视产品质量，有恃无恐的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追求税收而纵容保护质量低下的企业，这又使得消费者更加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无奈地接受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在高昂的维权成本前却步。如此，国家一方面高调宣传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层面却缺乏鼓励消费者维权，惩罚不法厂商的长效机制和积极措施。
其次，大陆法系以填平原则下的回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唯一途径，这种途径并不能使受害人充分地获得法律规定的全部赔偿。以产品责任案件为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两部分。其中，一方面所受损害中的生命、健康损害，精神、情感损害实际上根本无法回复，而代之以金钱赔偿又难以考虑物价上涨，情感折算等等因素；另一方面所失利益中，能力的丧失、机会的剥夺以及预期利益的落空等等，也根本无法充分地用金钱来赔偿。更何况损害发生以后，受害人还有维权的成本和花费。在我国现行民法对于受害人的律师费都不能判令侵害人支付的情况下，所谓全部赔偿更是一句空话。
另外，大陆法系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管理社会的做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受害人取证、起诉的讼累，但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不可能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违法信息都能明察秋毫；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市场面前受害人投诉的案件往往尚不足以构成社会普遍性的侵害，因此，执法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捕捉那些尚未形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产品责任侵权案件。更何况，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框架下各执法机关还存在着执法冲突，职责不清等问题。而要求执法机关监管产品责任案件，查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必然引发各行政机关增加人员编制，强化执法权限的要求，进而导致行政资源大量被占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四，在我国产品质量监管领域中已经建立起召回制度的情况下，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还有利于企业自觉执行产品召回制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已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企业迟迟不愿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对损害赔偿额的规定过低，对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召回缺陷产品的费用，这使得《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在汽车产品责任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想见，企业会更加积极地采取主动召回的方式以避免遭受惩罚，这样也就实现了使企业主动在生产和销售中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保护。
孙俊强
内容提要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学界没有争议，但是关于选举权法律性质的学说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的实际状况。选举权具有双重性，其应然性合理解释了选举权的存在，而其实证性恰恰回应了选举权的实际运行。选举权的特殊性必然要求国家法律确认并保障其有效实现。
关键词 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实证选举权 权利的限制于剥夺
选举权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之所以强调耳熟能详的选举权是因为“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选举是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常被看做政治过程的核心，也被完全看做是实践中的民主，是人民控制其政府、选择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剔除不称职者的主要手段。
“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温总理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指吃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这也是切实保障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选举权的意义所在。正确把握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或者说我们对待选举权的态度，这是进一步保障选举权能够实现的逻辑起点。宪法学界对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有过充分的研究，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我们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应然的、纯理论的角度上进行讨论。选举权之所以特别于其他权利是因为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但是选举权的特殊性并不能否认其作为众多权利之一所具有的普遍性。在现代宪政国家，只有经过宪法和法律确认的权利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选举权亦如此。因此，我们认为选举权具有双重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选举权是公民当然的权利，不可限制于剥夺；而从实证分析的视角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法治建设和制度保障的基础上，被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政治权利之一。
一、选举权的法律性质综述
关于选举权的法律性质,宪法学界存在不同的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和观点包括：早期权利说、公务说、二元论和政治权利说。
（一）早期权利说
早期权利说，又称为固有权利说或个人权利说。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早期权利说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民主权理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是公民当然享有的，与生俱来而且不可转让的权利，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为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都有权参与主权的行使；参加选举就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因此人民应当享有选举权。这种学说的历史的功绩在于启发和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证成了国家起源和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二）公务说
公务说又称义务说或社会职务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授予公民选举的资格,要求选民以国家的名义必须行使选举权。选举权是国家依据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公民的义务，公民必须依法履行选举职责,否则应承担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该学说起源于法国的国家法人说，但在德国得到了完善。P·拉班特认为，“选举权的形式必须有赖于公民组成‘选举人团体’，而该团体实际上也属于一种非常设的国家机关，专门履行选举产生另一种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这种国家机关的公务。”G·耶里涅克以国家法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公务说”发展为“权限说”。其主张“人们在选举中作为‘公民’而成为国家机关，故尔不可能拥有‘权利’，而只可能拥有作为国家机关的‘权限’ 而已。质言之，选举权并非‘选举的权利’，而是‘选举的权限’罢了。”义务说的形成主要受到了社会连带主义理论的影响。公务说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形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是公务说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意志自由，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嫌疑进而影响选举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二元说。
二元说又称权利义务说或者权利兼职务说。二元说作为一种精致的理论，乃发端于日本，美浓部达吉和清宫四郎教授是此说的代表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具有权利和义务两种性质。第一，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该权利不是固有的，而是赋予的。但是选举权不同一般的权利，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定的公权利，公民行使选举权也应当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第二，选举权也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或义务。由于选举是以公益为目的，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是一种权利性的社会公务。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是一种社会责任。选举权不仅关系到权利享有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到公共利益。因此，行使选举权是履行社会公益的职务，公民不宜任意放弃。根据二元说,既然选举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对选举权的侵犯或疏漏都应获得法律救济；既然选举权权蕴含着社会职务(义务)性质，则不得转让、委托或放弃选举权。国家必要时可采用强制投票制，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该学说把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结合起来，肯定了二者的积极因素，避免了二者割裂现实中权利的义务的内在联系的弊端，具有合理性。但是，二元说并不是从权利和义务各自的特点出发，是侧重于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理论的外在特征的结合，是一种折衷学说。
（四）政治权利说
政治权利说是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首先，选举权是国家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某种行为，它作为政治权利，具有现实基础。一般来说，选举权具有以下两种要素。一是外在要素。国家法律规定是选举权存在的合法根据，是选举权运行的首要条件，即在现实生活中，哪些人有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哪些人的选举权被停止等都由法律统一规定。二是内在因素。宪法规定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尺度，它还不是现实的形态，没有公民的主观努力，宪法规定本身是不能实现的。选举权如此，法律规定的选举权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主体的能力。其次，选举权是一种政治权利，并不是一般权利，而且政治权利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选举权作为政治权利，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选举权产生的过程看，选举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对性是权力的基本特征；第二，从选举权的目的看，合理地组织权力和有效地控制权力是选举权的基本功能；第三，从选举权产生的社会效果看，选举权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第四，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强调选举权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选民的法律地位，摆正“主仆关系”。
二、实证视角下的选举权
我们不否认前述有论证选举权法律性质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前述观点不能有效回应选举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的状况。早期权利说和政治权利说从应然的角度描述了选举权，而忽略了选举权的实然状态；公务说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而提出，但是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自由意志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可能性进而不利于选举的顺利运行；二元说试图克服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的不足，但是仅仅从前者的外部特征入手，而且该学说无法解释选举中选民弃权和委托他人投票的法律性质。我们所主张或享有权利有三种形态，即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人们所主张的应然权利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为法定权利才具有实然权利的可能性，而法定权利要变成实然权利需要一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和制度保障。选举权作为人们重要的政治权利也不例外。对于选举权的应然性，古典自然法学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运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等理论论证了选举权的应然性。对此，我们不在这里赘言。
我们主要从选举权的发展历史、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夺和选举权的资格条件等实证角度探分析选举权的法律性质。
（一）选举权的历史发展
综观世界历史，我们知道选举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通过流血革命而争取来的。选举权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其诞生于在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下院议员实行自由选举；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以及美国1787年颁布独立后的宪法也开始了自由选举。从有选举至今,选举权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这包括从限制性向普选制发展,也包括从选举权的不平等向平等发展。
从限制到普选是选举权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所谓普选是指,凡是具有公民权者就有选举权，国家对公民选举权的取得不再另行规定资格限制，不以财产、学识、性别等条件限制选民的资格。限制性选举是指，公民要享有选举权除具有公民资格外，还须具备规定的财产条件、教育条件或性别条件等。财产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才有选举权，不具有规定财产的公民则无选举权，而财产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或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等。历史上主要西方国家都有过相关的规定。教育条件是指,公民必须受过一定教育才有选举权，例如，美国有些州的选举法曾规定公民取得选民资格须经过“文化测验”的条款。性别条件即以男性为取得选举权的条件,女性则没有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妇女几乎不享有选举权。
经济向前推进与民权运动的影响导致限制性条件的逐步突破、降低和取消进而推进选举权在各个方面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第一，数量扩展，一些国家最初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比例较小,直到20世纪才算得上普及，如英国；第二，阶级扩展，选举权从上层阶级向普通民众扩展；第三，性别扩展，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基本都享有选举权；第四，种族扩展，例如，美国早期各州的选举权实际上限于白色人种，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被排斥在外；第五，年龄扩展。
从不平等到平等是选举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平等选举权原则指的是每个选民所投选票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所谓不平等是指每个选民所拥有的投票数不相等，或投票数虽相等但其效力不相等。选举权的不平等也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着：其一，投票数不平等。例如，在英国选举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数投票制度，即该制度规定，那些拥有固定资产的选举人可以在其住地选区投票外，还可以在其产业所在地或其营业所选区再次投票；其二，投票效力不平等。英国复票制的存在使有产者享有更多的政治特权,造成了选民之间的不平等。大体上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都建立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
当今世界选举权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妨碍普选权的一些关键问题都得到解决，如阶级、种族、性别问题，即使在中东的君主制国家，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女性参政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在21世纪之初，这种情况也出现了松动，包括沙特、科威特等都在尝试给予妇女选举权。但是我们不否认在当代选举权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二）选举权的限制与剥得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人的权利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不能予以限制与剥夺。在现代宪政的国家里，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应当确认和保障权利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和不可放弃的法律性质及其社会地位。但是我们既然承认权利是受到法律确认与保障的，就应当承认权利在本质上具有社会的属性，即一个公民在法律范围行使权利从事社会活动，必然影响到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合法权益。这不仅表现在权利与义务本身的相对性，而且反映在权利和义务主体的相对性。从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出发，不能不对权利的行使作出必要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其具有被限制与剥夺的可能性。约翰·密尔亦从理论上论证了限制选举权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人在通常情况下都应当有选举权，但是扩大选举权和实行普选制必须受教育程度和财产条件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知识条件的限制；不纳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领取救济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已经破产、又无偿付能力的人应当取消其选举权。总之，选举权是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所以国家基于国家政治有效运行和国家管理富有效率的考虑，依据宪法性法律可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
首先，选举权的限制。对选举权的限制，主要指为了维护选举制度的有序性，依法对特殊法律主体选举权的享有及行使予以约束或限定。从法理上讲,权利的法律限制表现在两个层次，内在的制约和外在的制约。内在制约是选举权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内在法律界限。选民享有和行使选举权时,可能与其他人的选举权或其他权利发生冲突，为防止权利的滥用，法律对选举权自身具备不侵犯或损害其他权利的规定性。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权利内在制约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选举权的外在的制约是指根据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法律对选举权的行使作出必要限制。
其次，选举权的剥夺。我国宪法规定，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精神，剥夺政治权利的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原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公民都实际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例如，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换句话说，全部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部分公民因法律原因或者其自身精神状况而丧失了这部分权利。
（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人们因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组成民主国家生活在一起，人们所享有的权利绝大多数是在民族国家内行使和实现的。所以，民族国家的产生导致了人们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带有普遍的地域色彩，而选举权作为重要的政治权利之一其地域色彩更加浓厚。选举权是分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因为享有被选举权而可能成为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而国家的治理是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和政治经验的。这导致各国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作出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选举权仅仅是公民个人政治意愿的表达，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因而其资格条件比较宽松。所以被选举权的资格往往要比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这里我们仅仅以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来说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
从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以及政治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对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定的限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籍资格。西方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候选人必须是本国公民，并在本国居住一定期限。第二，年龄资格。世界多数国家享有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高于选举权的年龄资格。多数国家规定参议院议员的被选举年龄资格下限为30岁到40岁。第三，职业资格。世界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限制，规定不能享有被选举权的职业主要是法官、文官、军人、警察、宗教人士等。第四，财产资格。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若成为议员的候选人，必须交纳一定数目的金钱作保证，如果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足法定的比例，保证金就被国家没收。不过,一些国家后来逐渐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的规定。第五，居住资格。大多数国家对公民的被选举权规定了居住资格条件。有的国家规定在本选区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才享有被选举权。
虽然我们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做了一致的规定，即除依法剥得政治权利者外，凡具有我国国籍的年满18周岁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基于政治实践的考量对于选举权的资格条件规定了不同的资格条件。我们之所以要规定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行使权利具备一定行为能力的普遍性；二是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权利的特殊性。在我国，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意愿的表达，而被选举权不仅需要享有权利的主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要能够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一定权力因而具备必要的能力。这往往要求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往往严格于选举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热情会普遍高涨。而选举权（这里仅指狭义上的选举权）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权利，其资格条件必然会更加的合理和完善。
三、结束语
我们不否认应然条件下对选举权的美好描述。因为它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和国家存在的目的；同时，从理论上证成了选举权存在、发展和给予保障的合理性。但是应然条件下的选举权仅仅只能作为我们真正享有选举权的道德诉求而已。我们要实现我们本应享有的选举权，就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政治保障、经济保障、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从选举权的历史发展看，选举权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是人们经过革命斗争获取的；从选选制度的实际状况看，选举权并不是不可剥得和人人都享有的，为实现国家政治有序和富有效率，我们必然法律对选举权的享有规定些资格条件。总之，从实证的角度看，选举权是法律所确认并受到一定限制的权利。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实证的角度看待选举权并不否认选举权在应然意义上的重要性。我们只是从选举权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的运行状况说明选举权是国家宪法法律确认的，并且选举权真正有效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如此，选举权才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进而保证了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政治理想顺利实现。
我国应在产品责任法律中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马东晓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摘要〕 迄今为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已经存在二百余年，且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该制度在美国的产品责任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美国的产品责任法甚至侵权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起源、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进行详细介绍，分析该制度存在的利弊，以期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必要性。
关键词： 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punitive damages）制度从其在英国产生至今已经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在美国的勃兴也已经有近半个世纪，但即便如此，今天在世界各地乃至在上述两个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悠久传统的国家，对这一制度合理性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息过。本文希望通过对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介绍，并结合对我国产品责任侵权纠纷现状的分析，进而阐明在我国产品责任领域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起源和发展
损害赔偿作为惩罚措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中的《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内容。但主流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案件最早出现在1763的英国，即Huckle v. Money 案。该案中，原告是一名报社的工人，因政府对报社进行搜查而被非法拘禁，于是原告对政府官员提起诉讼。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陪审团有权决定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并最终对被告作出了300英镑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判决。
17到18世纪，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诬告、不法侵入、非法拘禁等使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到19世纪，该制度已经成为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但直到5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Day v. Woodworth案中明确指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普通法上已经明确确立的一项原则，在侵扰之诉以及其他之诉中，陪审团可以根据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而不是根据原告所实际遭受的损失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在许多民事诉讼中，被告的错误行为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包括被告道德的败坏程度以及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来确定。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惩罚被告的恶劣行为，可以对被告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大型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在商品交易中的地位明显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部分不法厂商为追逐利润而制造和销售不合格甚至不安全的商品。为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美国将惩罚性赔偿逐渐大量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中，同时赔偿的数额也在不断提高。到70年代，在侵权法领域以及合同法领域均出现了大量的、巨额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案件，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这段时期内呈现出勃兴状态。至今，美国除了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内布拉斯加和华盛顿四个州外，各州均已采纳了这一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已经成为了美国法中一项非常牢固的制度。
在英美法中，还有一种与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相类似的制度需要注意，这就是加重的损害赔偿金（aggravated damages）制度。所谓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是指行为人的某种加害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精神伤害时，根据被害人的请求，法院作出的物质损害赔偿之外的旨在补偿受害人精神损害的那部分赔偿。 在许多加重的损害赔偿金案件中，由于精神损害无法准确地计算，法院往往作出高额的加重损害赔偿金，而此类案件常常又被施以惩罚性赔偿，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天价的赔偿案件往往是既有加重的损害赔偿金又有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二、性质和特点
在英美法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方法通常包括损害赔偿（damage）、禁令（injunction）和自力救济（self－help）。其中损害赔偿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救济渠道，其目的在于补偿损失，但此外还有一些非补偿性损害赔偿。如象征性的损害赔偿金、蔑视的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
在大陆法上，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原则。“简言之，损害赔偿，旨在于保护个人之身体、财产等权利法益之不受侵害，万一损害不幸发生，行为人不问其行为故意、过失，负有填补该损害之责任”。“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是为了惩罚恶意侵犯他人权益的被告，但惩罚性损害赔偿又需以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在美国，受害人原则上不能单独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而且，法院在判决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常常会考虑其数额与补偿性损害赔偿金的比例关系，即比例原则（the ratio rule）。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施加给被告的，原告通常要在起诉中提出请求，陪审团根据事实判断被告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恶意或者疏忽大意地置他人权利于不顾，客观上是否具有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的必要，并结合被告的财产状况、获利情况以及对原告所造成伤害的程度等因素而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裁定。由此可见，在美国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时，法院非常看重被告的主观状态，当被告的过失非常过分，为社会大众所不容的时候，为惩罚被告、防止相同或相似的事件继续发生，法院有时会判予原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所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常常被使用在产品责任中。如果一个制造商明明知道自己的设计或制造过程有问题，却仍然制造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售，那么，即使消费者并没有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法院也可能要求被告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美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虽然不以实际损失为限，但通常会在法定限额以内，实际上，许多州对该数额均有不同方式的限制。如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新泽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均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的1-3倍；而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则对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的最高额作出规定。
近年来的趋势表明，为防止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被滥用，一方面立法对原告证据的证明标准提高了要求，如美国国会通过的《产品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示范法》中规定采用“明确的和令人信服的”（clear and convincing）证明标准。另一方面，法官往往在陪审团合议时进行释明，甚至在陪审团作出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数额的裁定后，也会把过高的赔偿金数额再降下来。
三、争论和评述
即使在英美法中，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也是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1）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目的是惩罚而非赔偿，起不到对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效果；相反却可能鼓励受害人滥用诉讼，甚至骗取高额赔偿金。
（2）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尤其在产品责任领域，会使生产商不敢开发新产品，影响行业的发展。
（3）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会导致原告获得一笔横财，而被告拿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本应当交给国家或者社会公共机构。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固然有上述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惩罚性赔偿制度所体现出的巨大价值相比，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不能因为前者的存在而全盘否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不能因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现在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否定其在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自惩罚性赔偿制度被引入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以来，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较之大陆法系国家所固守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是英美法系所独有的制度，在大陆法系中，对故意、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采取行政处罚或者刑罚的方式予以解决。大陆法系的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理在于填平赔偿权利人所受的损害，具体方式就是采取以回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的赔偿途径，称之为“赔偿全部损害”制度。而惩罚和预防乃公权力行使的职能，非民法讨论范畴。
赔偿全部损害，其理想甚佳。因为惟有赔偿全部损害，损害赔偿之目的才易达到。然则，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不易实行，因为一损害可能牵连引发其他无数之损害，有如上述，其结果，则赔偿数额或将过巨。故如严格执行赔偿全部损害之原则，则人将惶惶而不敢有所为，盖恐一不小心，过失造成损害事故，而走向破产。因之，即使德国法、法国法采取赔偿全部损害之制度，其所谓全部损害，实并非损害之全部，而只是其一部而已。
所以，以大陆法系的填平原则，本质上不能对受害人予以充分救济，也无法真正赔偿受害人之全部损失。但大陆法系在职权主义思想之下，更多的是通过行政权力发挥社会管理和制度矫正的功能，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大量发生。就产品责任领域，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通过产品质量管理法、产品安全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以行政管理来规范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行为，以行政处罚来惩罚和制止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不法行为，其立法者也是依据所谓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强调产品质量问题关系社会民众基本生活，应以公权力积极介入，否则不能保障国计民生。
这样一来，虽然对不法行为进行了惩罚，但私法上的补偿并不充分，似有损私肥公之嫌，且消费者因为得不到全部补偿，基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往往放弃对侵权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样非常不利于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而且，国家设立庞大的行政机关，配置相当行政资源，耗费大量财力，耗费纳税人金钱。且到具体管理环节，还有执法的效率和公正问题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行政诉讼问题。另外，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相比，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有利于充分补救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消费者有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产品责任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比以公权力介入民事赔偿领域的行政管理模式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平衡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
众所周知，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后两者相比，消费者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和受制约的弱势地位。因此我们就需要特别设置一些制度来制约生产者和经营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对在主观上存在恶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课以一定的惩罚性赔偿，不但是对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一种安抚，而且也是遏制生产者和经营者肆无忌惮地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法行为的有效措施。虽然有些人难免会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有违反公平原则之嫌，但笔者认为，公平原则不能单单仅表现在数额上的平等，实际上数额上适当‘过正’恰恰是为了实质上的公平 。
四、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一） 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明确了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再次肯定了上述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该法第113条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03年4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从司法解释上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
与英美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有所区别，目前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仅适用于违约行为而不适用于侵权行为，也即只适用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买买或者服务合同关系，确认价款或者服务费用后，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则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使得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恰恰在产品责任这一消费者最需要的领域中几乎毫无作为。
（二）我国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而言，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有：
首先，仅规定适用于合同关系中的欺诈行为不妥，限制了诸多故意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和财产的行为，尤其是将包括产品责任在内的侵权行为排除在外，使该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仅规定增加赔偿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倍数不合理。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低，这种双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几乎没有惩罚的作用，而如果买卖的商品价值很大，仅仅因为存在轻微的欺诈行为就双倍进行惩罚似乎又不公平。例如在高档汽车买卖中，销售商对汽车的夸大宣传行为可否使得消费者获得增加赔偿一辆豪车？
再次，没有强调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对故意、恶意、重大疏忽和普通过失未加区分，也未考虑是否无视他人安全以及引起伤害的严重程度。由此引发“知假买假”大量出现，使得消费者和公众对该制度产生误读。
五、我国应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从英美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的发展过程看，其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勃兴恰恰是因为美国在产品责任领域中对其的广泛应用。而众所周知，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国家，这里面不能不说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制度功不可没，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在推动产品质量进步方面均是不遗余力，从“质量万里行”到年年的“3.15”活动，声势浩大，深入人心，但产品质量问题却未见根本好转。尤其是近些年，以“三菱帕杰罗汽车”和“东芝笔记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进口商品侵害中国消费者的事件频频发生，凸显出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的滞后以及在立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这一在英美产品责任领域早已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落后，产品匮乏，为了发展经济，国家在立法以及执法（包括行政执法）上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的措施，这无形中忽视了对消费者的保护，使得一些企业越来越不重视产品质量，有恃无恐的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追求税收而纵容保护质量低下的企业，这又使得消费者更加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无奈地接受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在高昂的维权成本前却步。如此，国家一方面高调宣传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层面却缺乏鼓励消费者维权，惩罚不法厂商的长效机制和积极措施。
其次，大陆法系以填平原则下的回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唯一途径，这种途径并不能使受害人充分地获得法律规定的全部赔偿。以产品责任案件为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两部分。其中，一方面所受损害中的生命、健康损害，精神、情感损害实际上根本无法回复，而代之以金钱赔偿又难以考虑物价上涨，情感折算等等因素；另一方面所失利益中，能力的丧失、机会的剥夺以及预期利益的落空等等，也根本无法充分地用金钱来赔偿。更何况损害发生以后，受害人还有维权的成本和花费。在我国现行民法对于受害人的律师费都不能判令侵害人支付的情况下，所谓全部赔偿更是一句空话。
另外，大陆法系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管理社会的做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受害人取证、起诉的讼累，但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不可能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违法信息都能明察秋毫；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市场面前受害人投诉的案件往往尚不足以构成社会普遍性的侵害，因此，执法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捕捉那些尚未形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产品责任侵权案件。更何况，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框架下各执法机关还存在着执法冲突，职责不清等问题。而要求执法机关监管产品责任案件，查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必然引发各行政机关增加人员编制，强化执法权限的要求，进而导致行政资源大量被占用，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四，在我国产品质量监管领域中已经建立起召回制度的情况下，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还有利于企业自觉执行产品召回制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已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企业迟迟不愿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对损害赔偿额的规定过低，对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召回缺陷产品的费用，这使得《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在汽车产品责任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想见，企业会更加积极地采取主动召回的方式以避免遭受惩罚，这样也就实现了使企业主动在生产和销售中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