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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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2002-10-01]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我市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我市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令第２６５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政府设立抚顺市科学技术奖，具体分为两个类别：
（一）科学技术功勋奖；
（二）科学技术进步奖。
第三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授奖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四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奖是授予个人或组织的荣誉，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依据。
第五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
第六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功勋奖授予下列科学技术工作者：
（一）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卓有建树的；
（二）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造重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第七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技术发明；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下列个人、组织：
（一）在实施重大技术发明中，与国内外现有技术相比有实质性的突破和创新，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应用后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二）在实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项目中，完成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经实施，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三）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
（四）在实施国家安全项目中，为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保障国家安全，做出重大科学技术贡献的；
（五）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在技术和系统管理等方面有重大创新，保障工程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
前款第（五）项仅授予组织。
第八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功勋奖每三年评审一次，不分等级，第次授予人数不超过５名。
科学技术进步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年评审一次，第次授奖总数不超过５０项。
第九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奖奖励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由市财政支出，奖金数额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确定。
第十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由下列单位和个人推荐：
（一）县、区人民政府；
（二）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三）中、省直属企事业单位；
（四）符合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规定资格条件的其他单位和科学技术专家。
第十一条 推荐单位和个人在推荐科学技术奖候选人和组织时，应在规定时间填写统一格式的推荐书，提供完整、真实的证明与评价材料，并提出奖励类别、等级的建议。
第十二条 凡存在知识产权等方面争议的项目，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不得推荐参加科学技术奖的评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取得有关许可证且直接关系到人身和社会安全、公共利益的项目，在未获得主管行政机关批准之前，不得推荐参加科学技术奖的评审。
第十三条 经评定未获奖的候选人、候选单位，如果其完成的项目或者工作在此后的研究开发活动中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并符合奖励办法有关规定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下年度重新推荐。
第十四条 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活动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
第十五条 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市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及专业评审组，负责科技奖的评审工作。
第十六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接到推荐材料后，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第十一条规定的，提交各专业评审组复审。
第十七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抚顺市科学技术奖评审规则对奖励修选人或组织进行评议、终审、核准，并做出获奖名单及奖励等级的建议。经核准后，将评审结果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根据公布后的反馈意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作出获奖人选和奖励等级的决议报市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抚顺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实行异议制度。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及候选人持有异议的，均应当在评审结果公布之日起３０日内向奖励办公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第二十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以真实身份填写科学技术奖异议书，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或者签署姓名。
第二十一条 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凡被推荐为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不得参加当年的评审工作。
第二十二条 剽窃、侵占他人发现、发明、科学技术成果，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科学技术奖的，经核实后，撤销奖励，追回奖金。
第二十三条 推荐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科学技术奖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负有直接责任的主要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参与市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的有关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获得市科学技术奖的个人或组织，符合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件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逐级推荐。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二ＯＯ二年十月一日起执行。
济南市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济南市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6月7日市政府常务会第24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谢玉堂
二００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是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对占有国有资产的各类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产权状况进行登记，依法确认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
第三条 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持有国家股权的单位以及以其他形式占有国有资产的企业（含实行企业化管理已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纳入企业财务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产权登记。
第四条 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市级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及产权登记档案管理。
县（市）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国有资产产权归属关系办理同级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并建立健全产权登记档案管理制度。
第五条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是依法确认企业产权归属关系的法律凭证和政府对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基本依据。
第六条 产权登记分为占有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和注销产权登记。
第七条 企业办理产权登记，应当按照规定填写相应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并提交相关文件。凭证、报表等。填报的内容或者提交的文件、凭证、报表等不符合规定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要求企业补正。
第八条 占有产权登记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人名称、住所、出资金额及法定代表人；
（二）企业名称、住所及法定代表人；
（三）企业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四）企业实收资本、国有资本；
（五）企业投资情况；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企业有下列变动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变动产权登记：
（一）企业名称、住所或者法定代表人改变的；
（二）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动的；
（三）企业国有资本额发生增减变动的；
（四）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发生变动的；
（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变动情形的。
第十条 企业有下外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发生之日起3O日内，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一）企业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依法宣告破产的；
（二）企业转让全部国有产权或者改制后不再设置国有股权的；
（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产权登记实行年度检查制度。
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于每个年度终了后90日内，申办产权登记年度检查，并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交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或财政部门核定的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告和国有资产经营年度报告书，报告下列主要内容：
（一）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二）企业国有资本金实际到位和增减变动情况；
（三）企业及其子公司发生产权变动情况以及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情况；
（四）企业对外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
（五）企业及其子公司资产被司法机关冻结或为其他经济组织提供担保等影响国有资产产权完整的变动情况；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卖或者出借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证。
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遗失或者毁坏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补领。
第十四条 企业产权归属关系不明确或者发生产权纠纷的，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可以暂缓办理产权登记。
企业应当在批准暂缓办理产权登记期限内，将产权界定清楚或将产权纠纷处理完毕，并及时办理产权登记。
第十五条 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不在规定期限内办理产权登记及其年度检查的；
（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或证明文件，隐瞒真实情况，骗取产权登记及其年度检查的；
（三）伪造、涂改、出借、出租、出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和产权登记证的。
第十六条 会计、评估、法律咨询事务所（公司）等中介机构故意为企业出具虚假的审计、评估、验资报告或有关证明文件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请，主管部门取消其从事与产权登记有关的审计、评估、验资等执业资格并予以公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办理产权登记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诱惑侦查及其规制
洪碧华
[摘要]：近年来，侦查机关经常使用诱惑侦查手段破案。但此举缺乏法律依据，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状态，又容易侵犯人权，法学界褒贬不一，主要有肯定和反对两种观点。本文持肯定的观点，探讨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存废及法律规制问题。
[关键词]：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为了加大打击力度，侦查机关频频使用诱惑侦查手段。一般做法是，侦查人员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接触嫌疑人，伪装要买毒品、宿娼或行贿，在对方同意并开始交易时将嫌疑人抓获。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被世界各国警察所采用，许多国家的立法也有规定。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大量应用，据广西桂林某区检察院统计，该院2001年至2002年6月受理的毒品、假币犯罪案件中，有80.85％的案件运用了诱惑侦查手段，大大提高了案件的侦破率和取证的准确度，效果十分显著，但缺乏法律依据。理论界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大致形成的共识是，可以允许合理使用“诱惑侦查”，但应当禁止诱人犯罪。就是说警方原则上不能设置陷阱，陷害忠良。
一、诱惑侦查及其合法性问题
所谓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为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案件，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意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或有意创造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待其实施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类似古代成语故事“欲擒故纵”。
诱惑侦查有三个特征：一是诱使者必须是侦查机关或其代理人，这是诱惑侦查与教唆犯罪的根本区别。二是诱惑侦查是通过采取种种诱惑性手段，如提供实施犯罪的种种客观便利条件等，引诱侦查对象进行犯罪。采取诱惑性手段，是诱惑侦查与其它侦查手段区别的特征。三是被诱惑者的整个犯罪过程处于侦查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就是被诱惑者被捕之时，所有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几乎同时结束，而且往往是在犯罪现场或者人赃并获。这是诱惑侦查的最大优点。
关于诱惑侦查合法与否，法学界观点不一。肯定论认为：第一，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匮乏、侦查技术落后的背景下，对于打击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诱惑侦查可以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一些严重的犯罪，如卖淫、贩卖毒品、贿赂、赌博等，运用常规手段难以破获，因为警方难以获取有效的指控证据。因此，诱惑侦查成为侦破案件的唯一选择。第三，诱惑侦查虽然未出自法律的明文规定或明示支持，却是法律所默许的。《刑诉法》第八十九条对侦查行为的几种主要方式作出规定，而对侦查机关采取什么侦查手段，没有加以限制。从全球情况看，上世纪60年代来，刑事犯罪发生了巨大变化，贩毒、贿赂、伪造货币、洗钱等“无被害人之犯罪”日趋隐蔽化、复杂化，往往实施犯罪时大都有周密的计划及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对社会公众的压力比一般犯罪要大得多。面对这种情形，使用一般侦查技术手段往往不能破获犯罪案件，侦查线索的发现和犯罪人的拘捕都极为困难，最终使这些犯罪人得以逃脱法网。对付智能化、隐蔽化、组织化犯罪而采用特殊手段是客观现实的要求。
否定论则认为：第一，使用诱惑侦查潜藏着公共政策和价值导向的风险。司法机关为了打击犯罪，必须采取必要的侦查手段，但如果它突破了打击犯罪之底线，不是抑制犯罪而是制造犯罪，显然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更重要是，由此造成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第二，诱惑侦查具有违法嫌疑，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刑事司法的目的是制裁已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诱惑侦查却是以种种诱惑手段去诱人犯罪，这实际上是在制造犯罪，扩大犯罪。②我国刑诉法的任务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诱惑侦查却有可能使一个无辜公民遭受刑事惩罚。③诱人犯罪的侦查人员因其公权行为而得以免责，就算违法行政，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也由国家赔偿，这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给滥用职权、感情用事、公报私仇等留下余地。④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应以犯罪事实的发生为前提，即先有犯罪事实，后有立案侦查，诱惑侦查即是先有侦查行为，后有犯罪事实，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骤。第三，诱惑侦查在实践中被大量应用，其中不乏陷人于罪之举，而且，不能排除诱惑侦查在使用中有利益驱动的原因，如设圈套抓赌抓嫖抓娼等，大都意在罚款，这违背了立法宗旨和执法本意，罚款的目的在于教育群众遵纪守法，而不是为了单位创收或个人福利。
二、 诱惑侦查的存与废
综上所述，诱惑侦查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在侦查犯罪的必要性与维持个人的法律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一对是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二对是维护个人利益与维护社会利益。如果从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利益的价值定位出发，那么，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就是正当的；如果从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个人权益出发，那么，禁止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就具有了正当性。然而，我们应当看到，侦查手段必须具备有效性。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搜查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侵犯人权的威胁，而这恰恰是它们赖以发挥威力之基础。
对诱惑侦查的存与废，应当立足于司法资源、社会治安形势、公民权利意识等国情背景作综合考虑，不能仅仅着眼于理想主义的公民权利自由保障。社会契约说认为，自由和安全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个人不可能享受完全的自由和安全。从权利角度看，维护安全所需的公权和保障自由所需的私权犹如天平上的两端，而影响其平衡的则是社会治安形势，高犯罪率的社会必然要求公民将更多的自由让渡与国家，这就意味着公权的扩张，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和自由。1970年美国反黑法和意大利采取“双轨制”对付黑手党就是例证。越来越严重的黑社会犯罪，迫使政府改变刑事政策，甚至违背法治原则采取特殊措施。因此，诱惑侦查作为公权执法与公民犯罪斗争的结果，应当受到批判地肯定和尊重。
即使在法治发达国家，诱惑侦查也经常运用，因为它确实行之有效。美国警察常常使用秘密手段破案，包括化装侦查、诱惑侦查。例如，在1980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一项代号“阿伯斯卡姆”行为。某特工化装成阿拉伯石油大亨向国会议员行贿，结果使数名议员犯了受贿罪。意大利警方曾派“线人”去见米兰养老院院长基耶萨，因承包工程，当面送给该院长一笔钱（钞票的号码事先已经作了登记）。后者将贿金放进办公桌抽屉后，警方一拥而入，人赃俱获。基氏被捕后，交代了其所在的执政党中高级官员从政府工程中大肆受贿的部分情况，意大利反贪风暴由此拉开序幕，一大批高官落马。
诱惑侦查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其合理性，又存有弊端，如何使诱惑侦查在一定限度内依法进行，关键在于对这种手段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阻却其实施中的违法性，消除其弊端。如德国法律规定适用“诱惑侦查”必须满足：①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②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或者有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③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十分困难的情形。日本也规定，只有在被侵害法益很大，侦查比较困难的无被害人犯罪中，才可以适用“诱惑侦查”。
三、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关于诱惑侦查，我国立法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无法可依，急需修改《刑诉法》第八十九条，从法律上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包括对诱惑侦查的概念、使用目的、范围、适用条件、程序等做出相应的规制。
（一）诱惑侦查的界定和使用目的的规制
诱惑侦查的概念可以这样界定：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侦破罪案，以种种诱惑性手段，引诱侦查对象进行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同时，对诱惑侦查的使用目的进行规范：诱惑侦查用于证实不确定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确定并缉拿犯罪嫌疑人。
（二）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的规制
刑事诉讼的过程，采取诱惑侦查手段所获得证据与证据的证明力存在着直接关系，因此，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时，对诱惑侦查的范围和使用条件应严格监督，防止其被滥用。具体措施如下：
１、诱惑侦查的实施应当具备合理依据，即有线索或证据表明某人或某地区有实施或发生罪案的嫌疑，但是尚无充分证据足以证明，而侦察人员的行为正是为了防止正在进行特定的犯罪行为。
２、诱惑侦查只能用于无被害人之犯罪和组织化犯罪( 关于无被害人之犯罪和组织化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司法解释形式作补充阐述)。
３、诱惑侦查只能适用于有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努力的正常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包括间歇性精神病人除外。
４、诱惑侦查的实施，必须是在其它侦查手段都已使用而无法奏效情况下的最后选择，并且应尽量避免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
（三）诱惑侦察的程序控制
由于在适用诱惑侦查的范围和条件的判断可能因人而异，为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应设立严格统一的诱惑侦查适用程序。
1、法律应对适用诱惑侦查的案件设立一个审批程序，当侦查人员认为需要对侦查对象使用诱惑侦查时，应由承办人员写出书面请示报告，详细陈述采取诱惑侦查的根据、理由，由主管领导、负责人审核批准，最后交由承办人员严格遵照执行。
2、主管领导、负责人在审查诱惑侦查的申请时，除必须具备法律要件外，还应符合以下规定：①嫌疑人必须明知其将实施违法行为的违法性；②嫌疑人所实施违法事件的性质本身，不具有任何为实施诱惑侦查行为而为的不当情节。
3、实施诱惑侦查时，由检察机关事前备案和对整个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诱惑侦查违反程序，或者可能诱发无辜者犯罪，可以建议侦查关终止诱惑侦查。
当然，只要立法机关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赋予侦查人员对严重犯罪拥有诱惑侦查权，那么，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匮乏、侦查技术落后的背景下，对于打击犯罪将具有重要现实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王新环：《法律，如何面对“警察圈套”》，《检察日报》1999年9月22日
[2] 李永红：《侦查陷井的法律规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
[3] 谢光永：《国外侦查陷井探微》，《检察日报》2000年12月13日
[4] 马 跃：《美、日有关诱惑侦查的法理及论争之概观》，《法学》1998年第11期
[5] 王世洲：《警察圈套初探》，《法学与实践》1992年第2期
[6] 马 滔：《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
[7] 李 莉：《论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对证明力的影响》，《中外法学》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