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农民工权益保护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农民工权益保护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28号
《辽宁省农民工权益保护规定》业经2009年3月2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辽宁省农民工权益保护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农民工，是指到城市（含县城）务工的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劳动保障、财政、建设、教育、卫生、安全生产监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公安、司法行政等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当依法积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平对待、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求职就业、子女入学、劳动安全、劳动卫生、社会保险等工作纳入当地公共服务和管理范围，为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帮助和创造条件。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应当做好组织农民工劳务输出和留守子女权益保护等相关工作，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第六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统筹协调农民工工作。
第七条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农民工，不得剥夺、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不得侵犯农民工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用人单位应当公平对待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
第八条 农民工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组织投诉，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有关行政部门对农民工的投诉应当依法处理，不得推诿、拖延。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投诉，应当转送具体受理部门并书面告知投诉人。
第二章 就业服务
第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工作纳入本地区就业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统一就业政策，统一市场服务，统一资源管理的就业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对农民工就业设置专门的登记项目和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对用人单位录用农民工设置行政审批，不得干涉用人单位自主合法录用农民工，不得设置针对农民工的收费项目。
第十条 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有组织地安排劳务输出，并与输入地的人民政府建立就业信息联络制度，对农民工进行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求职择业等方面的宣传、指导，增强农民工遵纪守法和依法维权的意识。
农民工进入数量较多的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建设零工市场及其配套的服务设施，为农民工求职创造方便条件，并加强零工市场的环境卫生、疾病防治、权益维护、治安防范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管理。
第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发展各类就业服务组织和设施，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
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
经营性职业中介机构为农民工提供职业中介服务的，应当公平合理收费，公开收费标准，并事前向农民工说明中介服务费的收退条件。
第十二条 劳动保障部门应当把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纳入本地区职业培训计划，发展符合农民工需要的职业培训项目。
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政府承担的培训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具体使用办法由省劳动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部门应当组织开展适合农民工参加的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工作，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实际需要，对招用的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培训费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三章 劳动用工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其建立劳动关系，并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应当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有关劳动报酬的合同条款，应当明确工资支付标准、支付形式、支付时间等内容。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农民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其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如实告知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工作时间、职业危害、劳动报酬以及农民工希望了解的其他与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用人单位不得采用欺诈、胁迫等手段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工程项目部门、施工作业班组等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内设机构和人员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视为与该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将经营项目发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对该组织或者个人使用的农民工，视为与该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可以使用示范文本或者本单位的格式文本。使用本单位格式文本的，不得设置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不利于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内容，并应当将格式文本样式报劳动保障部门备案。
劳动合同文本一式两份，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各一份，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扣押农民工的劳动合同文本。
全省统一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样式，由省劳动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时，应当核查农民工的身份证明，不得招用童工。招用农民工的录用登记和核查资料，由用人单位妥善保管。
用人单位新招用农民工或者与农民工续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招用或者续订之日起30日内，向用工所在地的县劳动保障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时，不得向农民工收取风险保证金、抵押金等费用，不得扣押农民工身份证等证件。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女性农民工或者提高其录用标准。
用人单位招用女性农民工和未成年农民工，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特殊劳动保护规定。
第二十二条 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高危险行业的用人单位，必须对农民工实施岗前安全培训；从事特种作业的农民工，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国家规定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第四章 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
第二十三条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其他职工实行同工同酬。农民工工资的确定和增长与本单位其他职工同等对待。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或者克扣。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或者按劳动合同的约定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并且不得低于用工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期限不到一个月的，应当在工作结束日即支付农民工应得的工资。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和管理办法，编制工资支付表，如实记录支付时间、支付对象、支付数额等工资支付情况，并将办理工资支付的签收手续保存两年以上备查。农民工有权查询和核对本人的工资支付情况。
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有关工资支付纠纷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不能举证的，劳动保障部门或者仲裁机构应当按有利于农民工的原则处理。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并提供一份本人工资清单，工资清单必须与实际支付的工资相符。
除委托银行代发工资外，禁止用人单位通过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转发农民工工资。
第二十七条 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未按合同约定向工程总承包企业支付工程款，或者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者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因被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该企业追回的被拖欠工程款，应当优先用于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违反规定将工程转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合法用工条件的组织或者个人。因转包、违反规定分包工程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
第二十九条 因工程质量问题导致用人单位扣减农民工工资发生争议的，由建设工程监理方确认工程质量并出具书面结论，交双方当事人各一份。
当事人对确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书面结论之日起5日内，向工程所在地的县以上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投诉。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指派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鉴定，并在7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第三十条 因农民工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以从农民工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农民工当月工资的20%。扣除后的剩余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第三十一条 实行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发生过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在建设工程开工前，按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在规定日期向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银行专户预存工资保证金；发生过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其他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年初按照上一年度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银行专户预存工资保证金。用人单位不能按期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从工资保证金中支付。
工资保证金及其利息归该建筑施工企业所有。工程结束后，未发生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工资保证金及其利息由该建筑施工企业自行支配。
实行建设工程开工前四方协议制度。建设工程开工前，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劳动保障部门、地方总工会共同签订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协议，并在施工现场公示。
第三十二条 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定期监控建筑、加工制造、家政服务等农民工集中行业的工资支付情况。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务派遣组织向用人单位派遣农民工的，由劳务派遣组织和农民工按照劳务派遣组织工商登记所在地的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及时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对从事特定高风险作业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用人单位未为农民工及时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的，农民工发生工伤时，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支付费用。
建设、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在发放施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前，应当提示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不计缴费年限，不建个人帐户，只参加住院费用统筹，缴费当期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统筹待遇。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当简化农民工参保手续，不得以用人单位未在本地参加其他种类的社会保险为由，拒绝办理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
第五章 其他权益
第三十六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对集中建设的农民工集体宿舍等相关住房项目给予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可以缴存住房公积, 金，用于购买或者租赁自住住房。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为招用的农民工提供居住场所（含临时工棚）的，应当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在施工现场用餐的，应当与供餐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保证食品安全；直接在施工现场做饭供餐的，应当具备炊具、餐具储藏、消毒、清洗条件。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农民工有权拒绝执行。
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依法对本单位的职业病危害后果承担责任。
第三十九条 用人单位不得侮辱、体罚、殴打、搜查和拘禁农民工。
第四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农民工依法参加或者成立工会组织的权利。
招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其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或者集体协商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农民工。
第四十一条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评定技术等级、职称和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或者先进生产者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第四十二条 农民工随带的适龄子女在父母工作地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学校不得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限制入学。具体管理办法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将农民工随带子女接种免疫工作纳入当地免疫计划，并对农民工集中工作、居住场所的劳动安全、劳动卫生和食物安全情况实施经常性检查。
第四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待遇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在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劳动时间、劳动安全、劳动卫生、社会保险等方面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严重侵害农民工劳动权益，导致发生严重社会安全事件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给予处罚；由有关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用人单位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有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由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四十八条 负有农民工工作管理职责的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涉及农民工的案件未得到及时处理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投诉不予受理或者推诿、拖延的；
（二）向农民工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时收取费用的；
（三）违法对农民工设置限制就业等歧视性规定的；
（四）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场所设在乡镇的企业雇用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适用本规定。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解读我国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宪法保障
宋小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6）
内容摘要：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是现代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基本诉求。对于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应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提供支持与保障。从这一角度重新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关键词：公民 大众传播 宪法 保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有的公民、组织和机构，尤其是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维护宪法的尊严，支持宪法的实施。
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里提到的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和享受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自然也是个人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本身也是现代社会成员人身自我支配的一种特定状态和重要形式，是人们在自由时间中普遍选择的一种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应以任何形式对公民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人身自由予以非法的剥夺或限制。
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履行法定的职业义务(1)，或因违法而被限制人身自由(2)，法律才允许对公民利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行为（人身自由）施加某些强制性的限制。
但即便是对狱中服刑的罪犯，也只能依法限制，而不是完全剥夺和取消其接触、使用大众传播的机会。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先后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囚犯权利问题的国际协议或公约规定，囚犯人权的内容之一，就是“同外界接触权”，即不应将囚犯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而应注意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的能力，以便今后能够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囚犯应获准在必要监视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同时，还应允许囚犯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使他们能够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获得健康的文化娱乐。比如，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人权约法《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9条明确规定：
囚犯应该以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听演讲或以管理单位核准或控制的类似方法，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上述囚犯权利原则，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亦有所体现。我国发表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
中国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其发表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第2部分“依法保障罪犯的权利”和第3部分“对罪犯的感化”也介绍说：
罪犯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听广播、看电视，了解国内外大事，与外部对社会保持一定联系。
监狱、劳改场所均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备有政治、文化、文学、科技等书籍和各类报刊，供罪犯阅读，同时允许罪犯自费订阅报纸、杂志。
这种针对服刑人视听阅读自由的关照与保留，体现了我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人道主义原则。同时也说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接近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实在是一般社会成员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4)
当然，对大众传播资源的享有和使用，其价值，绝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行为与人身的自由。事实上，它所体现和满足的人类需要，蕴涵了基本人权和多种宪法权利的利益诉求。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第41条有关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第46条第1款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和第2款国家培养青少年和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规定，第47条有关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的规定等等，所有这些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使，都与公民能够利用的大众传播资源和实际享有的媒介消费权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认识到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信息交流对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的特别重要性，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其第19条中申明：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966年经联合国大会决议产生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5)又对上述自由权利的内涵及其法律保护的范围作出了更明确的宣示。该公约第19条规定：
1．人人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
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当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3．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必须，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并且为下列所需：
(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者是名誉；
(2)保障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或者是公共健康或道德。(6)
不难理解，随着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发展，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兑现《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的上述自由，就越来越需要对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自由和权利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共享社会文化资源的重要渠道和普遍需要。(7)同时也是公众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世23年之后，联合国大会在其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中，不仅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8)而且另设专条强调了国家作为责任主体,应更加积极地促进大众媒体充分满足儿童的交流需求。该公约第17条规定：
缔约国确认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并应确保儿童能够从多种的国家和国际来源获得信息和资料，尤其是旨在促进其社会、精神和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的信息和资料。为此目的，缔约国应：
（ａ）鼓励大众传播媒介本着第二十九条的精神散播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益于儿童的信息和资料；
（ｂ）鼓励在编制、交流和散播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国际来源的这类信息和资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ｃ）鼓励儿童读物的著作和普及；
（ｄ）鼓励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注意属于少数群体或土著居民的儿童在语言方面的需要；
（ｅ）鼓励根据第十三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制定适当的准则，保护儿童不受可能损害其福祉的信息和资料之害。(9)
《儿童权利公约》的上述规定，一方面昭示了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对儿童健康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它对所有成年人的“社会、精神、道德福祉和身心健康”也勿庸置疑地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认识，已随着社会传播的物质条件和交流理念的变化有所进化和拓展。
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是一种“不受……干涉”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国家和其他义务人抑制自己的作为，避免采取可能侵扰它们的行动而妨碍其享有和行使。
《儿童权利公约》则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主动作为的义务和责任，要求国家积极动用其资源，为儿童能够切实享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创造有利的大众传播环境和条件。
这一变化说明，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交流和表达需要的满足，仅凭享有防御性的消极自由，还是不够的。任何一个自由的交流者和表达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沟通能力和社会条件，他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就可能是一种权能意义上的享有而难以被充分地行使，这种有权享有，无力享用的自由，仍然是一种自由中的不自由。
因此，如果以更真诚、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公民“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则国家做为责任主体既应有所不为，也要有所作为，尤其要在促进大众传播的普遍服务，满足公民对大众传播资源的基本需求方面有所作为。
从这一角度解读我国宪法第22条的有关内容，就应该注意其中所蕴含的保障公民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积极态度和立法取向。
宪法第22条第1款规定：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该条款中提到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都属于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传播服务的大众传播事业。
该宪法条文的内容，是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新增加的。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其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对此有以下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