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成人高等、中等专业教育事业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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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制假售假，建立诚信社会
——对受理伪造假证件、假印章案的分析和思考

作者：王鹏磊、李旺城

近年来伪造假证件、假印章案件逐年增加，社会上各种假证、假章泛滥，严重损害了社会活动赖以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造成了混乱。我院2001年仅受理伪造假证件、假印章案件1件1人，而到2002年我院却受理该类案件6件26人，案件增长了5倍。因此依法打击该类犯罪，对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建立诚信社会，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2002年度我院受理的该类犯罪案件为分析对象，试做一粗浅剖析。
一、该类案件的主要特征
（一）非北京籍犯罪分子占多数。26人中外地人员19人，占73.1%，北京籍人员7人，占26.9%。
（二）职业多为农民和无业人员。26名犯罪分子中，农民17人，无业人员9人。
（三）文化程度较低。26名犯罪分子均为中小学文化，其中小学文化3人，初中文化22人，两者占96.2%，高中文化仅1人。
（四）高智能性。尽管犯罪分子文化程度很低，但他们对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塑封机等高科技制假工具应用特别熟练，制作的假证、假章甚至能以假乱真。
（五）多为共同作案。该6起案件均为共同作案，他们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有的负责利用制假设备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企事业单位印章、居民身份证等，有的负责招揽制作假印章、假证件，有的负责交易，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彼此关照，密切联系。例如我院受理的一起全国最大的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伪造居民身份证案。在该案中，陈某、孙某等人负责制假，刘某、安某、王某等人负责承揽制作各种假印章、假证件，承揽“业务”者将要伪造的证件名称通过电话等方式告诉制假者，制假者按照要求制作好以后，将假印章、假证件交给从事“业务”交易者，再由其完成“买卖业务”，形成了承揽、制作、销售一条龙。
（六）作案地点有选择性。制假和交易的地点一般比较隐蔽，而承揽“业务”者多在人员流动较大的地方，如饭店、车站、商场、高等院校等地的附近。
（七）承揽手段相似。犯罪分子多是通过在街头直接询问行人的办法，也有不少是通过街头广告（如办证请打某某手机）的方式来招揽“顾客”。
（八）伪造的假证件、假印章涉及面广。从我院受理案件看，伪造的假证件、假印章涉及到国家行政机关、各级院校、司法机关、武装部队、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社会主体，制假行为严重妨害了的社会管理秩序，并对有关主体（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的正常活动及其信誉造成了恶劣影响。
二、该类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原因－公用信息透明度差
由于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很多公用信息处于秘密状态，不为社会大众所知，使得人们辨别真伪的途径和能力极为有限。因此每个集体和个人对别人而言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些证件来了解对方。以我院受理的一起绑架案为例，犯罪嫌疑人要求被绑架人家属将赎金到某个帐户上，而该帐户是犯罪嫌疑人用一张买来的假身份证办的，就是这张假身份证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张假身份证上所记录的人，银行却对此一无所知。从某种程度上讲，公用信息不透明是假证、假章和制售假活动存在的社会原因。
（二）管理原因－缺乏个人信用制度
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进行，在新旧体制转换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管理漏洞。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应对加入WTO的背景下，缺乏个人信用制度无疑便是社会管理制度上的一个真空。由于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用假证、假章，只要不构成犯罪，对他（或她）的信用影响往往是局域性、短期性的，这无疑放纵了用假者，而同时广阔的假证、假章使用市场也助长了制假者、售假者的嚣张气焰，成为此类犯罪存在的直接原因。
（三）经济因素－贫富差距、社会变迁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由于我国处于新旧体制转换中，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撞击，社会道德水准出现了下滑趋势。 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引发了社会心理的失衡。目前，社会物质财富日渐丰富，各种竞争与成功的机会不断向人们发出挑战与诱惑，然而，由于受社会条件、个人背景以及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经济利益和成功机会并没有做到公平分配，贫富差距明显拉大，价值观念逐渐由重义轻利向重利轻义转变，于是社会心理失去了以往的宁静与平衡。某些人向往富贵和安逸的生活，但由于个人素质等因素的限制，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许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选择了“终南捷径”——制假、用假。小到用假证件买半价票，大到假酒害人性命，再到证券市场“郑百文”等股市神话出现，都是这种心理作用的结果。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为制假、售假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以上述6个案件作分析，制作、销售的假公章、假证件，涉及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数量很大，表明了假证、假章颇有市场，同时这无疑也为26名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犯罪分子创造了滚滚财源。
（四）法制原因－法制教育力度不够，公民守法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法制观念还有一些不足，再加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制教育力度还稍显不够，导致了公民的守法意识不强和法制观念淡薄。同时，相当一部分人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低，更成为培养法律意识的巨大障碍。
以上述26名犯罪分子为例，他们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低，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制教育，法律意识和观念极为淡薄，对我国刑事法律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三、预防该类案件发生的主要对策
伪造并买卖各种证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管理秩序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大法制教育与宣传的力度，依法打击伪造各种证件的犯罪，建立诚实有信、秩序井然的社会秩序已亟为重要。
（一）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全民的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法治经济，它要求社会成员诚信行事，重信用，不欺不诈。个人是经济活动的最小元素，只有大众普遍作到依法行事，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经济。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的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对于我国尽快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意义重大。所以各级政府要继续坚持两手抓，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学校应加大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力度，转变以往片面追求生学率、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应试教育模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执法工作向社会宣传法律制度，普及法律知识。
（二）依法打击制假售假活动，提高犯罪成本，使犯罪者在物质上无所收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了四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罪名：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和伪造、变造居民身分证罪；第375条规定了两个危害国防利益的罪名：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和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为依法打击该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由于制假的地点一般比较隐蔽，执法机关不易直接找到，但犯罪分子进行违法活动必然会留下许多线索：办证广告留下的电话号码、在社会上出现的假证件和假印章、街头招揽“业务”者的活动、从事“业务”交易的人的活动等。犯罪分子多是团伙作案，加大了侦查机关破案的难度，但同时也便利了侦查机关通过一个线索挖到制假窝点，从而一举擒获整个犯罪团伙。只有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减少犯罪机会，使制假售假的风险大于可期待利益，才会使有心违法者知难而退。
（三）加强对外来无业人员的控制与管理
针对犯罪主体主要是外来人员和无业人员的特点，应加强对这部分人的监督与管理，政府和社会各界可调动社会力量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让其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以避免他们陷于在无工可做，生活无着的境地后，走上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之路。
（四）增大公用信息透明度，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加大对使用者的惩罚力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逐步增大公用信息透明度，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势在必行。
1、应对WTO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良好、诚信的社会秩序。WTO要求成员国必须是市场经济体制，在法律制度范围内为全体社会主体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舞台。而制假、售假、用假等无疑破坏了平等原则，侵犯了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大大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高效运转。
2、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增大公用信息透明度，为建立个人信用制度提供了物质条件。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支持。网络化、信息化等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疑为增大公用信息透明度，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3、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深化，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



新《公司法》（2005年修订）关于公司章程规定的变化

陈召利 主页： http://www.law-god.com

我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嗣后于1999年12月25日、2004年8月28日先后两次小修正，2005年10月27日经第 10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8 次会议大幅修正，由原来的 230 条修订为 219 条，计新增 41 条、删除 46 条、修改 137 条，增、删、修之条文数目高达 224 条，修正幅度之大，已达实质立法之程度，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两小改一大改]



公司法本次修改的特点之一就是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的实现，需要借助公司章程机制。这次修改把公司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变为任意性规范，减少法律的强制性干预，增强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赋予公司更多的意思自治。因此，新《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间，淡化了公司法在公司治理中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理念，寄望于公司章程能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



为实现公司章程的功能，新公司法通过两个途径为之，即以明确和隐含的方式肯定了公司章程的自治。一方面，弱化和取消了许多强制性的规定，代之以授权性规范或者倡导性规范；另一方面，明确赋予了公司章程更多的自主权。为鼓励公司自治，在不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之前提下，法律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作出个性化设计，自由规范公司内部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公司法规定进一步细化。



公司法对公司事项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公司章程必须对这些原则规定予以细化，才能保证公司规范运作。例如，《公司法》第12条关于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第13条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规定，第16条关于公司转投资和对外担保的规定，第45、46条关于董事任期、董事长、副董事长产生办法的规定，第49条关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第52、71、118条关于监事会职工代表比例的规定，第170条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之聘用与解聘的规定，第217条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界定的规定，等等。



这些规定和表述以委任性规则的形式展现出来，允许公司章程对公司法相关规定具体化。



（二）对公司法规定作必要的补充。



公司章程的作用是公司为了实现其目的而采取的管理和处理事务的方式，包括公司处理其与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公司成员之间以其成员身份处理其相互关系的方式。公司章程就是指导公司管理的内部规范。因此，公司章程除了法定记载事项外对一些重要事项也应当作出必要的规定，才能有效地保障股东、公司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新公司法赋予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加大，规定可由公司章程自行规定的条款相应增多。例如：《公司法》第20条关于股东权利滥用之禁止的规定，第22条关于公司决议效力的规定，第44条关于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第51条第2款关于执行董事的职权规定，第56、120条关于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第101条关于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规定，第105条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第106条关于累积投票制的规定，等等。



从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来看，公司章程不得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除此之外都是公司章程的自由空间。



（三）对公司法规定的排除适用。



新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的适用。这种公司章程对公司法规定的排除，采用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表述。例如，《公司法》第35、167条关于红利分配和优先认购的规定，第42、43条关于股东会召开及表决的规定，第50条关于公司经理设置及职权的规定，第72条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第76条关于自然人股东身份继承的规定，等等。



公司法通过赋予公司章程这种排除权，给予了公司章程更大的自主权，也扩充了公司自治的空间，这种规定也是赋予公司意思自治理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