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关于重申严格执行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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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关于重申严格执行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规定的通知
中国银行关于重申严格执行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规定的通知
中国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除青海省、西藏区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
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杭州市、
济南、浦东分行：
自1997年4月中国银行试办远期结售汇业务以来，该项业务取得较快的发展，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98年上半年的交易量已超过1997年的交易量。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推出，为企业锁定远期成本、进行货币保值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截至目前，远期结售汇业务总体发展是好的? 5孀趴凸劬没肪车谋浠镀诮崾刍阋滴褚脖┞冻鲆恍┪侍猓饕俏ピ己驼蛊谙窒笾鸾ピ龆唷Ｎ行Э刂品缦眨Ｖぴ镀诮崾刍阋滴竦乃忱梗苄薪徊街厣旰吞岢鋈缦乱螅? 一、各分行在积极推动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同时，必须严格遵守《中国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中银资[1997]58号)。
二、对客户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特别是大额售汇业务，在合规性审核上必须认真把关，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实需原则”。
三、对发生违约的客户，严格按规定上报国家外汇管理局。
四、对6月份以来发生的违约及展期交易进行检查，并于8月底前上报总行。
积极推动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扩大中国银行结售汇业务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在积极开展业务的同时，要始终树立依法合规经营的观念，有效控制风险。请各行认真执行总行的上述各项要求，如遇新问题，及时上报总行。
199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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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启亮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 金颖晔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技术侦查/刑事侦查措施/职务犯罪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职务犯罪越来越趋于专业化、智能化、现代化，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求，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职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因而，我国应根据目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工作的状况，完善法律规定，明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同时注意保护人权与防止权力滥用。
技术侦查措施（亦称秘密侦查措施）是刑事侦查措施的一种，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力量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特殊的侦查手段。包括跟踪监视、密搜密取、秘密辨认、刑事特勤、化装侦查、窃听、邮件检查、密拍密录等。目前，职务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等态势。但是，作为担负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重要职责的检察机关，却因侦查手段的单一、落后，而难以适应侦查此类犯罪的需要。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并完善技术侦查的制度构建，以提升侦查破案能力，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一、我国职务犯罪侦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新特点决定了需要技术侦查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导腐败的因素大量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这种扩张力和抑制力的相互作用下，职务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职务犯罪行为更具隐蔽性，职务犯罪手段更显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跨区域、跨国（境）职务犯罪日趋增多，信息社会职务犯罪反侦查力更强等。面临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特点，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如仍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侦查方式如仍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而没有新的突破和提高，是无法担当起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责的。因此，在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现代化的职务犯罪面前，职务犯罪的侦查亟需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以提高侦查能力，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二）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是适应新《律师法》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受“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通常实行的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即首先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再以口供为中心向外辐射，进一步获取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其他证据。[1]然而，随着《律师法》的修改，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权利越来越大，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保护途径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对“口供中心主义”的传统侦查模式的运用将会举步维艰，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效果。因此，必须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
（三）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是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方式的需要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多数依靠“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办案人员能收集到的证据主要来自犯罪嫌疑人或行贿人员的供述。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和社会效果等方面来看，这样的侦查模式不仅让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一旦侦查活动陷入困境，甚至还会引发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产生。因此，针对职务犯罪，从“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方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作为直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检察机关，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等一系列制度。
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一）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尚无有效的法律规定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有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和实施权，而对于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针对的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而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属于这两类犯罪，因而这实际上已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技术侦查决定权和实施权排除在外。
（二）检察机关往往通过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来侦查职务犯罪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犯罪需要技术侦查时，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不能自行实施，只能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由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协助实施，也即检察机关可以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从实践中看，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弊端。
一是使用不够规范。由于一直是借用，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也就没有进行制度建设，例如没有进一步明确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具体范围、审批的具体程序，这样就会导致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不规范。
二是启动程序复杂。检察机关因侦查职务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后，再由公安或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协助，而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必须予以及时配合支持，由此导致启动程序的复杂。
三是不利于保密。技术侦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秘密性，而实践中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往往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由此势必不利于案情的保密，尤其当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为公安人员时更是如此。[2]
（三）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将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证人证言，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案件缺乏其他物证的情况下，证据就显得很单薄，难以适应打击、控制犯罪的需要。就证据的收集角度来看，常规侦查措施手段往往是回应型的，即一般在犯罪活动实施完成，犯罪后果基本形成后才实施。此时常规侦查手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以便对犯罪事实进行回溯性认识再现。但如前所述，随着犯罪人反侦查技能的提高，现场物证的发现率、提取率和利用率往往非常低，尤其是在那些“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更是不断加大，从而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3]
三、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制度构建
（一）限定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
检察机关承担着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也应当由立法授权成为技术侦查权的行使主体，这是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等隐秘性犯罪的客观要求，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同时也与国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即无论是否属检警一体的机制，只要有侦查职能，就同样赋予技术侦查权。笔者以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都是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必要时都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犯罪。
从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职权看公物的范畴
刘建昆
国土交通省（MinistryofLand,Infrastructure,TransportandTourism）是日本的中央省厅之一，在2001年的中央省厅再编中由运输省、建设省、北海道开发厅和国土厅等机关合并而成，国土交通省的工作人员数仅次於防卫省（因防卫省包含自卫队），在日本的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编制中排名第二。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国家已经进入给付行政时代，除了财政上的支付或者给付外，给付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提供和掌管了大量行政法上的自然公物和人工公物，这些公物大部分是公共用公物，也有一部分是机关用或公务用公物。日本国土交通省的业务范围包括国土计划、河川、都市、住宅、道路、港湾、政府厅舍营缮的建设与维持管理等，大致相当于中国国土资源部、交通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甚至环境保护部等的全部或部分职能。从日本的机构改革中看出，日本的国土交通省实际上是公物法上行政公物的最主要管理机关，其管理的内容包括公物的建设、供给公用、养护负担、利用秩序、公物警察权等各方面。由于日本的一些公物在经营上采取了公营造物（事业单位）或民营化措施，使得公物制度变的比较复杂。大致来说公物范畴包括：
一、国土。日本的国土公物行政管理并非是从所有权的角度，而是从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角度。这与公物理论定义中“公共使用”“公物警察”是基本一致的。日本国土开发利用基本法有《土地利用计划法》（1949年）、《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年）、《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年）和《土地基本法》（1989年）；土地利用方面的法律有《土地改良法》（1949年）、《国土调查法》（1951年）、《国土调查促进特别措施法》（1962年）、《土地征用法》（1952年）、《关于取得公共土地的特别措施法》（1962年）、《地价公示法》（1969年）和《关于推进公有地扩大的法律》（1972年）等。国土保全方面的法律还有《森林法》（1951年）、《防沙法》（1955年制定）、《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1958年）、《河川法》（1964年）等；《水源地域对策特别措施法》（1973年）和《水资源开发促进法》（1961年）等。
二、海洋。2007年4月，日本《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按照新的《海洋基本法》，要新增设“海洋大臣”一职。此前，对于涉及海洋领域的事务，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是多头管理，涉及8个省厅。比如，经济产业省负责海洋资源开发，农林水产省负责渔业，国土交通省负责海上保安和港口建设维护等。
三、河川和水资源。日本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框架可以分为五个领域：（1）水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2）与水资源相关设施的开发建设，包括政府补贴的建设项目；（3）水权和水交易；（4）水务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包括私营部门通过签订合同参与运营和管理的企业；（5）水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为《河川法》《供水法》《污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四、自然公园、名胜风景区。日本颁布了以《自然保护法》、《自然公园法》、《文化财产保护法》为代表的16项国家法律，形成了日本自然保护和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日本1957年《自然公园法》，将国立公园、国定公园、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统称为“自然公园系统”，成立之目的在于“为保护优美的自然风景地区，增进其利用，并提供为国民的保健、休养及教育感化”，分为以下三种公园：第一级：“国立公园”，由环境省大臣指定，并由中央管理。第二级：“国定公园”，是略次于国立公园之自然风景地区，相当于台湾的交通部观光局国家风景特定区，系由环境省大臣依据都道府县之申请而加以指定，但由都道府县管理之。第三级：“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是次于国定公园，代表都道府县特性之自然风景区，由都道府县指定，并自行管理。
五、道路。道路是日本行政学上的重要公物。日本公路建设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大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国会通过的法律条文。主要有：《道路法》（1952年法律第180号）《道路整备紧急措施法》（1958年法律第34号）、《公路建设特别措施法》（1956年法律第7号）、《日本道路公团法》（1956年第6号）等。二是由政府或中央各省部颁布的政府令或省令。这类政府令或省令，都是以国家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将国会通过的相关法律条文细化，制定一系列责权利明确、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或施行令等。目前主要有：《公路构造令》、《公路构造令实施规则》、《公路建设特别措施法施行令》、《公路建设特别措施法实施规则》、《公路法施行法》、《公路法实施规定》、《关于公路维修法实施政令》等。在上述诸多的法律法规与政省令中，《公路法》是基本法，《公路构造令》是最为重要的政省令。
六、铁路。日本由于民营化也就是企业化正在进行，铁路的公物属性正在减弱甚至将来可能完全退出公物领域。为实行国铁民营化，日本在1986年12月同时颁布了8部统称"国铁改革关连法"的法律并废除了4部旧法规。国铁改革关连法包括《日本国有铁道改革法》、《旅客铁道株式会社及日本货物铁道株式会社法》(简称JR会社法或JR公司法)、《新干线铁道保有机构法》、《日本国有铁道清算事业团法》、《促进日本国有铁道希望退职职员及日本国有铁道清算事业团职员再就业法》、《日本国有铁道改革法等施行法》、《地方税法及国有资产等所在市町村交付金和纳付金法的修正法律》和《铁道事业法》。废除的法规有《地方铁道法》、《日本国有铁道法》、《铁道公安职员职务法》和《关于铁道公安职员从事犯罪调查时适用于刑事诉讼规程的规定》。此前，日本国铁的建设与经营依据《日本国有铁道法》，而私铁则依据《地方铁道法》。1986年颁布的日本《铁道事业法》根据"上下分离"的原则把"铁道事业"分为3种：①既拥有铁道设施又从事运输的最通常的铁道企业；②借用他人的铁道设施从事运输的铁道企业；③自身不从事运输，将自己建设的铁道设施以一定价格转让给他人，或自己拥有铁道设施让他人的列车在自己的线路内运行以收取通行费。得到国土交通省许可从事上述3种铁道事业的团体称作“铁道事业者”，相当于铁路企业。
七、港湾。日本《港则法》（The Law of Port Rules），指日本为谋求港内船舶交通安全与港内秩序而制定的法律。1948年7月15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不超过60日内，由政令规定的日期起施行。1983年5月26日进行修订。共8章45条。其中水路的保全主要是公物警察权条款。（1）任何人均不得在港内或港界外1万米以内的水域抛弃沙石、废油、煤渣、砖瓦、垃圾及其他类似废物。在港内或港界附近装卸煤、石、砖及其他有散落危险物品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2）在港内或港界附近因发生海难而阻碍其他船舶交通时，遇难船之船长应采取设立标识及其他预防危险的必要措施。（3）对港内或港界附近的漂流物、沉浮物及其他物件，有碍船舶交通时，港长得命令该物所有者将其排除。日本的港湾法上也包含了一些利用上的交通安全规则等。
八、航空。在德国法上，大气因《航空法》被认为是法定公物种类。处于行政机关掌控和保护的下航空设施也应该属于行政公物。依据日本航空法施行细则第75条：“机场包括陆上机场、陆上直升机飞行场、水上机场以及水上直升机飞行场等四种”。但目前尚未设置有水上直升机飞行场。依据飞行场设置的目的，可区分为公用直升机飞行场和非公用直升机飞行场等两大类。此外依设置点之不同，还可区分为地表直升机飞行场以及屋顶直升机飞行场（在航空法称为“结构物上直升机飞行场”）等两类。其中公用直升机飞行场：非为特定对象设置的直升机飞行场，任何人皆可利用。均由地方公共团体来设置与管理，并订定各自的管理规则。
九、城市建设领域的公物
城市建设方面的法律有《都市计划法》（1968年）《都市公园法》（1956年）、《下水道整备紧急措施法》（1961年）、《都市公园整备紧急措施法》（1962年）《都市绿地保全法》《废弃物处理设施整备紧急措施法》和《住宅建设计划法》（1966年）等。大城市改造方面的法律有《首都圈整备法》（1956年）、《近畿圈整备法》（1963年）、《中部圈开发整备法》（1966年）等。另外还有其他地方开发方面的法律：《北海道开发法》（1950年）、《东北开发促进法》（1957年）、《九州地方开发促进法》（1959年）、《北陆地方开发促进法》（1960年）、《中国地方开发促进法》（1960年）、《四国地方开发促进法》（1960年）、《城市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1971年）和《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1988年）等。振兴特定地区的法律有《特殊土壤地区防灾及振兴临时措施法》（1952年）、《海岛振兴法》（1953年）、《大雪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1962年）和《山村振兴法》（1965年）等。
十、保障性住房。我国的廉租房其实也具有行政公物的属性，在其利用和保护等基本问题上适用行政法上公物法的基本原理。日本也存在“公营住房”的政策。1951年日本出台公共“廉租房”政策，中央政府对低收入者提供租房补贴，而主要建造和维修监管责任则由城市或地方负责。
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关键词: 技术侦查/刑事侦查措施/职务犯罪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职务犯罪越来越趋于专业化、智能化、现代化，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求，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职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因而，我国应根据目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工作的状况，完善法律规定，明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同时注意保护人权与防止权力滥用。
技术侦查措施（亦称秘密侦查措施）是刑事侦查措施的一种，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力量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特殊的侦查手段。包括跟踪监视、密搜密取、秘密辨认、刑事特勤、化装侦查、窃听、邮件检查、密拍密录等。目前，职务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等态势。但是，作为担负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重要职责的检察机关，却因侦查手段的单一、落后，而难以适应侦查此类犯罪的需要。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并完善技术侦查的制度构建，以提升侦查破案能力，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一、我国职务犯罪侦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新特点决定了需要技术侦查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导腐败的因素大量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这种扩张力和抑制力的相互作用下，职务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职务犯罪行为更具隐蔽性，职务犯罪手段更显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跨区域、跨国（境）职务犯罪日趋增多，信息社会职务犯罪反侦查力更强等。面临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特点，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如仍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侦查方式如仍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而没有新的突破和提高，是无法担当起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责的。因此，在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现代化的职务犯罪面前，职务犯罪的侦查亟需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以提高侦查能力，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二）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是适应新《律师法》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受“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通常实行的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即首先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再以口供为中心向外辐射，进一步获取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其他证据。[1]然而，随着《律师法》的修改，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权利越来越大，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保护途径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对“口供中心主义”的传统侦查模式的运用将会举步维艰，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效果。因此，必须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
（三）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是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方式的需要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多数依靠“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办案人员能收集到的证据主要来自犯罪嫌疑人或行贿人员的供述。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和社会效果等方面来看，这样的侦查模式不仅让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一旦侦查活动陷入困境，甚至还会引发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产生。因此，针对职务犯罪，从“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方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作为直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检察机关，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等一系列制度。
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一）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尚无有效的法律规定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有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和实施权，而对于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针对的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而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属于这两类犯罪，因而这实际上已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技术侦查决定权和实施权排除在外。
（二）检察机关往往通过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来侦查职务犯罪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犯罪需要技术侦查时，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不能自行实施，只能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由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协助实施，也即检察机关可以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从实践中看，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弊端。
一是使用不够规范。由于一直是借用，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也就没有进行制度建设，例如没有进一步明确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具体范围、审批的具体程序，这样就会导致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不规范。
二是启动程序复杂。检察机关因侦查职务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后，再由公安或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协助，而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必须予以及时配合支持，由此导致启动程序的复杂。
三是不利于保密。技术侦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秘密性，而实践中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往往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由此势必不利于案情的保密，尤其当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为公安人员时更是如此。[2]
（三）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将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证人证言，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案件缺乏其他物证的情况下，证据就显得很单薄，难以适应打击、控制犯罪的需要。就证据的收集角度来看，常规侦查措施手段往往是回应型的，即一般在犯罪活动实施完成，犯罪后果基本形成后才实施。此时常规侦查手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以便对犯罪事实进行回溯性认识再现。但如前所述，随着犯罪人反侦查技能的提高，现场物证的发现率、提取率和利用率往往非常低，尤其是在那些“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更是不断加大，从而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3]
三、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制度构建
（一）限定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
检察机关承担着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也应当由立法授权成为技术侦查权的行使主体，这是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等隐秘性犯罪的客观要求，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同时也与国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即无论是否属检警一体的机制，只要有侦查职能，就同样赋予技术侦查权。笔者以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都是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必要时都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犯罪。
从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职权看公物的范畴
刘建昆
国土交通省（MinistryofLand,Infrastructure,TransportandTourism）是日本的中央省厅之一，在2001年的中央省厅再编中由运输省、建设省、北海道开发厅和国土厅等机关合并而成，国土交通省的工作人员数仅次於防卫省（因防卫省包含自卫队），在日本的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编制中排名第二。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国家已经进入给付行政时代，除了财政上的支付或者给付外，给付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提供和掌管了大量行政法上的自然公物和人工公物，这些公物大部分是公共用公物，也有一部分是机关用或公务用公物。日本国土交通省的业务范围包括国土计划、河川、都市、住宅、道路、港湾、政府厅舍营缮的建设与维持管理等，大致相当于中国国土资源部、交通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甚至环境保护部等的全部或部分职能。从日本的机构改革中看出，日本的国土交通省实际上是公物法上行政公物的最主要管理机关，其管理的内容包括公物的建设、供给公用、养护负担、利用秩序、公物警察权等各方面。由于日本的一些公物在经营上采取了公营造物（事业单位）或民营化措施，使得公物制度变的比较复杂。大致来说公物范畴包括：
一、国土。日本的国土公物行政管理并非是从所有权的角度，而是从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角度。这与公物理论定义中“公共使用”“公物警察”是基本一致的。日本国土开发利用基本法有《土地利用计划法》（1949年）、《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年）、《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年）和《土地基本法》（1989年）；土地利用方面的法律有《土地改良法》（1949年）、《国土调查法》（1951年）、《国土调查促进特别措施法》（1962年）、《土地征用法》（1952年）、《关于取得公共土地的特别措施法》（1962年）、《地价公示法》（1969年）和《关于推进公有地扩大的法律》（1972年）等。国土保全方面的法律还有《森林法》（1951年）、《防沙法》（1955年制定）、《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1958年）、《河川法》（1964年）等；《水源地域对策特别措施法》（1973年）和《水资源开发促进法》（1961年）等。
二、海洋。2007年4月，日本《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按照新的《海洋基本法》，要新增设“海洋大臣”一职。此前，对于涉及海洋领域的事务，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是多头管理，涉及8个省厅。比如，经济产业省负责海洋资源开发，农林水产省负责渔业，国土交通省负责海上保安和港口建设维护等。
三、河川和水资源。日本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框架可以分为五个领域：（1）水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2）与水资源相关设施的开发建设，包括政府补贴的建设项目；（3）水权和水交易；（4）水务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包括私营部门通过签订合同参与运营和管理的企业；（5）水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为《河川法》《供水法》《污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四、自然公园、名胜风景区。日本颁布了以《自然保护法》、《自然公园法》、《文化财产保护法》为代表的16项国家法律，形成了日本自然保护和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日本1957年《自然公园法》，将国立公园、国定公园、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统称为“自然公园系统”，成立之目的在于“为保护优美的自然风景地区，增进其利用，并提供为国民的保健、休养及教育感化”，分为以下三种公园：第一级：“国立公园”，由环境省大臣指定，并由中央管理。第二级：“国定公园”，是略次于国立公园之自然风景地区，相当于台湾的交通部观光局国家风景特定区，系由环境省大臣依据都道府县之申请而加以指定，但由都道府县管理之。第三级：“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是次于国定公园，代表都道府县特性之自然风景区，由都道府县指定，并自行管理。
五、道路。道路是日本行政学上的重要公物。日本公路建设与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大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国会通过的法律条文。主要有：《道路法》（1952年法律第180号）《道路整备紧急措施法》（1958年法律第34号）、《公路建设特别措施法》（1956年法律第7号）、《日本道路公团法》（1956年第6号）等。二是由政府或中央各省部颁布的政府令或省令。这类政府令或省令，都是以国家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将国会通过的相关法律条文细化，制定一系列责权利明确、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或施行令等。目前主要有：《公路构造令》、《公路构造令实施规则》、《公路建设特别措施法施行令》、《公路建设特别措施法实施规则》、《公路法施行法》、《公路法实施规定》、《关于公路维修法实施政令》等。在上述诸多的法律法规与政省令中，《公路法》是基本法，《公路构造令》是最为重要的政省令。
六、铁路。日本由于民营化也就是企业化正在进行，铁路的公物属性正在减弱甚至将来可能完全退出公物领域。为实行国铁民营化，日本在1986年12月同时颁布了8部统称"国铁改革关连法"的法律并废除了4部旧法规。国铁改革关连法包括《日本国有铁道改革法》、《旅客铁道株式会社及日本货物铁道株式会社法》(简称JR会社法或JR公司法)、《新干线铁道保有机构法》、《日本国有铁道清算事业团法》、《促进日本国有铁道希望退职职员及日本国有铁道清算事业团职员再就业法》、《日本国有铁道改革法等施行法》、《地方税法及国有资产等所在市町村交付金和纳付金法的修正法律》和《铁道事业法》。废除的法规有《地方铁道法》、《日本国有铁道法》、《铁道公安职员职务法》和《关于铁道公安职员从事犯罪调查时适用于刑事诉讼规程的规定》。此前，日本国铁的建设与经营依据《日本国有铁道法》，而私铁则依据《地方铁道法》。1986年颁布的日本《铁道事业法》根据"上下分离"的原则把"铁道事业"分为3种：①既拥有铁道设施又从事运输的最通常的铁道企业；②借用他人的铁道设施从事运输的铁道企业；③自身不从事运输，将自己建设的铁道设施以一定价格转让给他人，或自己拥有铁道设施让他人的列车在自己的线路内运行以收取通行费。得到国土交通省许可从事上述3种铁道事业的团体称作“铁道事业者”，相当于铁路企业。
七、港湾。日本《港则法》（The Law of Port Rules），指日本为谋求港内船舶交通安全与港内秩序而制定的法律。1948年7月15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不超过60日内，由政令规定的日期起施行。1983年5月26日进行修订。共8章45条。其中水路的保全主要是公物警察权条款。（1）任何人均不得在港内或港界外1万米以内的水域抛弃沙石、废油、煤渣、砖瓦、垃圾及其他类似废物。在港内或港界附近装卸煤、石、砖及其他有散落危险物品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2）在港内或港界附近因发生海难而阻碍其他船舶交通时，遇难船之船长应采取设立标识及其他预防危险的必要措施。（3）对港内或港界附近的漂流物、沉浮物及其他物件，有碍船舶交通时，港长得命令该物所有者将其排除。日本的港湾法上也包含了一些利用上的交通安全规则等。
八、航空。在德国法上，大气因《航空法》被认为是法定公物种类。处于行政机关掌控和保护的下航空设施也应该属于行政公物。依据日本航空法施行细则第75条：“机场包括陆上机场、陆上直升机飞行场、水上机场以及水上直升机飞行场等四种”。但目前尚未设置有水上直升机飞行场。依据飞行场设置的目的，可区分为公用直升机飞行场和非公用直升机飞行场等两大类。此外依设置点之不同，还可区分为地表直升机飞行场以及屋顶直升机飞行场（在航空法称为“结构物上直升机飞行场”）等两类。其中公用直升机飞行场：非为特定对象设置的直升机飞行场，任何人皆可利用。均由地方公共团体来设置与管理，并订定各自的管理规则。
九、城市建设领域的公物
城市建设方面的法律有《都市计划法》（1968年）《都市公园法》（1956年）、《下水道整备紧急措施法》（1961年）、《都市公园整备紧急措施法》（1962年）《都市绿地保全法》《废弃物处理设施整备紧急措施法》和《住宅建设计划法》（1966年）等。大城市改造方面的法律有《首都圈整备法》（1956年）、《近畿圈整备法》（1963年）、《中部圈开发整备法》（1966年）等。另外还有其他地方开发方面的法律：《北海道开发法》（1950年）、《东北开发促进法》（1957年）、《九州地方开发促进法》（1959年）、《北陆地方开发促进法》（1960年）、《中国地方开发促进法》（1960年）、《四国地方开发促进法》（1960年）、《城市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1971年）和《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1988年）等。振兴特定地区的法律有《特殊土壤地区防灾及振兴临时措施法》（1952年）、《海岛振兴法》（1953年）、《大雪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1962年）和《山村振兴法》（1965年）等。
十、保障性住房。我国的廉租房其实也具有行政公物的属性，在其利用和保护等基本问题上适用行政法上公物法的基本原理。日本也存在“公营住房”的政策。1951年日本出台公共“廉租房”政策，中央政府对低收入者提供租房补贴，而主要建造和维修监管责任则由城市或地方负责。
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