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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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政府


白城市引进和稳定人才的暂行办法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为大力引进国内外、省内外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我市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特制定本《办法》。

　　一、鼓励和吸引国内外、省内外人才以各种方式参加我市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外地人才可采取调入、兼职、科研、技术合作、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为我市经济建设进行长期或短期服务。
　　二、引进的重点对象是高层次人才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紧缺急需人才。具体包括：在国外、省内外学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优秀拔尖人才；我市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重点工程等领域急需的具有大学本科（国家统招）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拥有专利、发明等科技成果并属于国外、省内外先进水平的人才；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的经营管理、营销、电脑软件开发等各级各类实用技术人才；其他具有特殊才能的各类人才。
　　三、企业、事业单位引进紧缺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优秀拔尖人才和接收本科以上学历的非我市生源的毕业生，不受单位编制、增人指标、工资总额的限制。
　　四、引进紧缺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和优秀拔尖人才，工资待遇完全放开，可实行协议工资和效益工资等分配形式，由用人单位协商确定。
　　五、凡经人事部门审核批准调入我市工作的各类人才，可直接到公安部门办理迁移、落户手续，其配偶、子女可随调随迁；其配偶或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可办理“农转非”；引进市级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优秀拔尖人才，其家属子女随调随迁，人数不受限制，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配偶就业、子女入学问题。引进人才一律不收取城市增容费等费用。
　　六、本着“供需见面、积极推荐”的原则，对受聘到我市企事业单位的非本地生源本科以上毕业生，简化就业审批程序，只要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人事部门给予办理就业手续。
　　七、鼓励我市现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到非国有企业单位工作，人才交流中心优先为其进行档案保管、工资核定、职称评定、工龄计算等人事代理，并免收其3年人事代理费。
　　八、通过考试、考核录用为机关公务员的毕业生和分配到企、事业单位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取消见习期，直接转正定级，按同类学历毕业生的定级工资标准执行。其津贴、补贴按科员或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标准发放。
　　九、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我市工作满2年的，其工资水平未达到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最低线，可享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待遇。
　　十、对自愿到我市工作的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含本地生源），获得国家四等以上、省或国家部委三等以上或市二等以上科技进步奖，是获奖项目的主要设计、研制者，破格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受指标、任职时间和学历的限制。对获得国家三等以上、省或国家部委二等以上或市一等以上科技进步奖，是获奖项目的主要设计、研制者，破格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受指标、任职时间和学历的限制。
　　十一、引进急需各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在本市生产第一线的，在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时，同等条件下可不占本单位评聘指标特殊考虑。
　　十二、凡到我市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工作的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白城市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在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时可不受指标限制。对年创利税10万元以上者（经财政、审计、税务出示审核证明），不够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条件的，可破格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年创利税30万元以上者（经财政、审计、税务部门出示审核证明），不够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条件的，可破格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十三、具有管理类或理工类专业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或高级技术职称，年龄在45周岁以下，并具有两年以上企业经营主要领导岗位任职经历，或年龄在55周岁以下，获得省级以上优秀企业家称号者，由用人单位的上级管理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考察，经人事部门审批同意后，可随时办理落户手续，免收一切费用。其中硕士以上（含硕士）学历人员或获得省级企业家称号者，可免费享受80－100平方米住宅楼使用权。
　　十四、凡经引进在我市重点骨干企业工作2年以上，担任总工程师或主持新产品开发项目取得显著成绩的，由人事部门优先向省推荐评选享受国务院津贴和省政府特贴拔尖人才。
　　十五、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设立市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成果开发奖、重大工程贡献奖等奖项。成立我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领导小组，保障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将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纳入科学和法制的轨道。
　　十六、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对在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绩的各级各类人才进行大张旗鼓的奖励和表彰。凡引进人才或现有人才，通过新产品开发、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等科技手段，为企事业单位创造效益者，要按增创利润的30％奖励给本人。同时，各级政府、各单位要根据其贡献大小，分别给予嘉奖、记功奖励。对引进人才领办或创办经济实体成效显著、成绩突出的，除享受我市招商引资有关优惠政策外，还可根据其贡献，分别给予嘉奖或记功奖励。
　　十七、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中级专业技术人员调出我市，需经市级人事部门审批，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调出，须经市政府主管人事工作的领导同意。
　　十八、引导和促进科研单位和大中专技术力量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转移。科研单位可以采取转让成果的形式帮助企业改造产品、开发产品，所创利润可按科技含量和双方协议分成。
　　十九、外国专家在我市取得成绩并创造经济效益的，应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贡献突出的，可以其名命名产品或授予“荣誉市民”等称号。
　　二十、积极选拔培养有学历、有知识、有专业、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专以上毕业生充实企业领导班子，提高企业经营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十一、设立技术和人才引进“伯乐奖”，对于推荐引进技术和人才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二十二、设立政府跨世纪发展人才基金，用于表彰和奖励全市在科技攻关、创造发明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二十三、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加强与国内外、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及科研单位、人才服务机构建立工作网络，掌握人才信息。




系统政治学对系统法学的启示

李宝明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运用系统思想，运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将政治生活、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视为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把他的政治学理论成为系统政治学理论。由于戴维.伊斯顿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而且政治学与法学同属于社会科学，在学科特点上有很多相通之处，而且很多政治生活、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就是法的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系统政治学视为理解和认识系统法学的一个模式、样本、范例或参照物。可以说，系统政治学对于系统法学研究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第1 页。
[3] 同前，第557-558页。
[4] 同前， 7-10页。
[5] 同前，第15-19页。
[6] 同前，第10页。
[7] 同前，第1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