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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中共教育部党组


中青联发[2000]62号


关于加强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团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2000年11月28日）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含社会力量举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团的建设，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组发〔2000〕7号）精神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召开的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会议的要求，现就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的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及时建立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团的组织

　　凡按国家有关规定，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必须建立团的基层组织。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组织的设置形式，根据团员人数和工作需要，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已建立党组织的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由学校党组织为主，上级团组织协助建立团组织，并共同领导其工作。暂时未建立党组织的，由上级团组织负责建立团组织，并领导其工作。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的上级组织，一般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团委或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团（工）委。

　　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组织的领导成员，按照团的基层组织选举规则选举产生。已建立党组织的学校，选举结果应报学校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批准，由上级团组织发文公布。暂不具备选举条件的，可由学校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协商，或上级团组织同学校行政领导部门协商，指派学校团组织的代理负责人，待条件成熟后，再按规定进行选举。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原则上按学校党组织(或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条件配备，并享受相应待遇。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工作变动，须征求上级团组织的意见。

　　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组织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干部配备，由学校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对兼职团干部所从事的团务工作应计算一定的业务工作量。团组织活动经费应列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活动时间要有保证。

　　二、明确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团组织的职责

　　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组织应该发挥团结教育学生的核心作用，围绕学校党政中心工作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实际需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创业精神等各方面素质，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有：

　　(一)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明确政治方向，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开展党的知识教育，做好推优入党工作。

　　(二)协助学校党政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鼓励和引导学生勤奋学习，切实掌握专业知识。开展各种形式的校园科技文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三)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学校党政与学生之间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引导学生理解并认真执行学校的制度和措施。积极参与涉及学生的各项事务和管理工作。及时反映学生的意见和建议，维护学生的权益。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四)加强团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团的组织生活，做好发展团员和团员教育、管理等工作，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

　　(五)指导学生会和学生社团开展工作。学生会是学生自己的群众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团组织的指导帮助下，依照法律、学校规章制度和各自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学生社团是学生根据兴趣爱好等组织的团体。学生会、学生社团是高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和团体，在促进学校建设和学生成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要指导帮助学生会健全组织，正确开展工作。正确引导、严格管理各类学生社团，促进学生社团健康发展。

　　三、加强对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团建工作的领导

　　各级团委、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党组织要高度重视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的建设，坚持党建带团建，把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的建设摆到重要地位，切实加强领导。要加强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及时总结、推广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的建设工作的先进经验。要把社会力量举办高校团的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组成部分来评估、考核，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党的组织要认真抓好本校团的建设工作，把团组织建设纳入到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格局。学校党组织领导成员中要明确一人分管共青团工作，校行政领导也应有人联系共青团工作。校团委的主要负责人应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如果是党员的，应列席学校党委会。学校党组织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团的工作。要争取校行政部门的支持，为团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便利条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活动阵地。要关心团干部的成长发展，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提要求，重视团干部的选拔和培训工作，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素质的团干部队伍。

　　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的上级组织，要加强对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团的工作指导，把其纳入工作总体部署。要根据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及学生的特点，研究和有针对性地部署工作。

　

　　　　　　　　　　　　　　　　　　　　　　　　　共青团中央
　　　　　　　　　　　　　　　　　　　　　　　　中共教育部党组

　


　　近代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曾经尖锐地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因此，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一物二卖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自有买卖交易以来，多重买卖的现象一直屡见不鲜，古今皆然。在法理上，多重买卖是指出卖人以某一特定不动产或动产为标的物先后与多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从而产生的数个买卖合同皆以同一动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现象。多重买卖一般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出卖人与数个买受人分别订立的多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二是如果多个合同均有效，何人有权获得该标的物。多重买卖问题，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而且由于古代买卖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典、当和卖中的多重交易更为繁杂，最为常见的多重买卖出现在土地的交易当中。

　　唐宋以来，契约在财产买卖中就被普通民众大量使用，逐渐也形成了一些买卖交易的习惯性规范。在民间的买卖契约惯例中，多重买卖的问题主要通过追夺担保等方式解决，即通过约定保护当前契约中买受者的权利，如果有另外的“买受者”，则由卖方通过“充替”等方式，赔偿当前买受者的损失。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敦煌百姓杨忽律哺卖舍契中约定，如果所卖宅舍有其他人来论争权利的，“一仰忽律哺抵当”，也就是由卖方承当全部责任，与买方无涉。清嘉庆二年（1797年）陕南百姓齐士奇及沈浩卖地文约中，同样约定，如果日后有房亲户内及里长亲疏人等“异言”，“总在齐人一身永耽”，也同样由卖方承担责任。通过买卖契约中“追夺担保”的惯例，可以有效地预防卖方追逐私利而重复买卖，即使出现类似情况，也可以通过“充替”、赔偿等交易惯例进行解决。

　　在传统中国的立法中，同样严格约束重复买卖的行为。传统买卖法原理中，契约的交付就意味着标的物的转移，法律上也禁止两度处分或重复典卖等行为，对之要视同盗窃犯起诉、处罚。类似的立法规定，在宋代即已出现，《宋刑统》“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中规定：“应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宋刑统》卷十三）到了清代，《大清律例》中亦规定“若将已典卖他人田宅，朦胧重复典卖者，以所得价钱计赃准窃盗论，免刺，追价还后典买之主，田宅从原典买主为业。”可见在立法中，显然不止将其作为一种民事经济行为，而从道德、甚至犯罪的角度，对其做出了刑法上的评价，要受到严厉惩处。并且，所涉不动产归“原典买主”，保护第一典买人之权益。

　　虽然历代立法禁止重复买卖，并对重复买卖的法律处分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有时处理则比较灵活，在“巴县档案”中有一份清代的“一田三当“的审理记录，案情大意是：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巴县百姓张元碧、张显明等典买入罗继盛弟兄田业一份，前后共立有三份典当契约，但该田仍由罗继盛以租佃的方式耕种，张元碧、张显明只是占房屋居住。后来，罗继盛等将佃业转当与张天玉叔侄，罗继盛弟兄搬居至贵州省，先后身故，余有子侄罗久和等，仍居贵州省。张天玉等又将此田业转当与罗有贵弟兄。张元碧等眼见其当价无着，于是告上县衙。经审理查明，张元碧等所当罗继盛之田业，当约三纸朗存，但主审官员认为，罗有贵、罗有荣已向张天玉等用价赎转，自应归清当价，以免再生纠葛。于是断令罗有贵弟兄代罗继盛子侄罗久和等，先归还张元碧旧当价钱五十六千二百文，揭回继盛当约存据，待罗久和等回家，再为凭证清标。其田即归罗有贵等耕栽。罗有贵、罗有荣随即甘结，待秋收后措钱交清。张元碧等亦情甘领价，迁搬遵结了案。

　　可以看出，在该案处理中，主审官员采取了实际“交付主义”的裁判思路，以田产实际占有者为最终权利人。当然，该案处理应该说未严格依照清代律例，而是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由第三典买人，本案中即罗有贵代典卖人返还先典买人价款，并取得土地使用、受益等财产权益，待从原典卖人追回“当价钱”后，再返还后典买人。其司法的逻辑在于，最终处理完全是着眼于现实的，实际的占有，而不是仅从典当契约的形式上看谁更符合法定的财产权，也不是机械地套用官方律例的规定，对第一权利人，即原典买主，可以通过归还当价的方式补偿损失，而不需要通过“业”的实际转移，因为土地耕作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保护土地的实际占有与使用，也就很好地保证了农耕秩序。

　　总而言之，无论在民间买卖契约的惯例当中，还是在官方立法与司法中，对重复典卖，均是更注重从实质的角度保护实际占有、使用人的权益，并采取一种法律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思路，维护交易诚信者的合法权益，惩罚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者。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伦理化，以及追求实用主义效果的基本倾向。

　　在当代，对于类似一物二卖等多重买卖行为，尽管社会一般观念仍延续了中国传统买卖法的思路，即认为，出卖人失信背义，应保护第一买受人，惩处不守诚信的重复买卖人。但是，现代买卖合同法的学说和判例主流观点却截然不同，反而认为第二买卖合同的效力并不因第一买卖合同存在本身而受影响。若第二买受人先完成登记，同样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新颁布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确定“支付价款优先，合同成立在先说，以及交付的效力优先于登记”等标准，一些研究认为：一方面普通动产的多重买卖中，出卖人为求私利，不顾诚信，固然可恨。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为了维护诚信，防止多重买卖，不顾基本的债权平等原则，任意剥夺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采取支付价款优先和合同成立在先说，也值得商榷。在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多重买卖中，登记的效力应优于交付，如数个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法院应按照下列标准：登记与否，交付与否，登记优先于交付。当代这些司法实践及学理观点，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债权形式主义，这也是我国当代物权法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按照这样的理论，买卖当事人的德行、价款交付的实际等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形式上的债权及物权转移成为关键。因此，登记效力优先等规则自然导出。世易时移，中国传统买卖法中对重复买卖完全的实质主义处理思路，也许并不符合当今的法治现实以及更复杂的市场交易需求，但是完全从形式主义法律的角度去解决重复买卖问题，忽略其道德、实际效果等问题，恐怕也未必十分妥适。就此而言，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其实不乏可取之处。当然，更好的方式是充分照顾到中国传统买卖法律文化，可以兼顾法律之形式理性及其对伦理道德的导向作用，例如对于目前房屋等不动产一物二卖问题，实践中可采取“违约的损害赔偿”救济方式，将出卖人转卖获利的差价推定为买受人所受损害的规则。类似这样的思路，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债权的平等性，维护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而且可以有效地限制了多重买卖中的不诚信行为，剥夺了其不当获利，不失为是一种兼顾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的更优方式。尽管这一思路的基本逻辑完全是现代化的，但就其实质言，与前述清代对“一物三当”的民事司法处理方式，显然具有某些一致性。而这样的方式，正与当代民法与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形成对照。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