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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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临时工的管理，适应经济发展和搞活企业的需要，保障临时工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自治区内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招用临时工，应遵守《规定》和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自治区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临时工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企业招用临时工，应经主管部门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报批使用计划，并向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手续。
自治区直属企业的临时工使用计划，由自治区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盟市旗县所属企业的临时工使用计划，由盟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批，不跨年度使用的应从严审批，并报 自治区劳动行政部门备案；需跨年度使用的，应在自治区下达的年度劳动工资计划控制数内审批。
第五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就业服务机构，应按照批准的临时工使用计划，办理招用临时工手续。
第六条 临时工工资待遇，按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临时工工资应纳入企业《工资基金管理手册》。企业在《工资基金管理手册》核准的职工人数以外使用临时工，银行拒付工资。
第七条 临时工因工负伤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劳动合同期满，企业不再招用的，应根据伤残程度和工作时间长短发给相当于本人六至十二个月标准工资的一次性抚恤费。
第八条 临时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企业工作不满六个月的，停工医疗期限为一个月；在企业工作六个月以上的，停工医疗期限为二至三个月。
第九条 临时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企业应每月发给本人月标准工资百分之六十的生活补助费。对使用期限在半年以上，医疗期满尚未痊愈或虽痊愈但不能从事原工作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由企业发给相当于本人一至二个月原标准工资的一次性医疗补助费。
第十条 临时工因病或非因工伤亡的，由企业发给相当于本人两个月原标准工资的丧葬补助费，并一次发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每供养直系亲属一人，发给相当于本人三个月原标准工资的救济费，救济费总额不得超过临时工本人九个月原标准工资。
第十一条 临时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由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机构负责。临时工保险基金的缴纳、支付和管理，可比照《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企业使用临时工，应遵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规章。
第十三条 违反《规定》和本实施细则的，由旗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给予罚款或提请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未按规定办理招用手续，擅自招用临时工的，每招用一人罚款一百元；
（二）未经批准擅自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责令限期清退或补办审批手续，每招用一人罚款二百元。
第十四条 招用临时工未签订劳动合同或未将签订的劳动合同备案的，责令限期补签或备案；逾期未补签或备案的，一律清退。
第十五条 企业使用临时工，违反劳动保护法规的，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规章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对罚款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招用临时工，参照《规定》和本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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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5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施行以来，人民法院遵照《决定》精神，以实现公正司法为目标，以弘扬彰显司法民主为宗旨，先后在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把“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这一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作为我国人民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举措，予以积极的实践探索和全力的推进。客观而言，伴随中国司法改革、法治前行的铿锵脚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在理论基础研究的开掘深入、价值取向标准的兼收融汇，还是在制度规范的逐步细化，社会大众认知提升与参与反响等方面，均表现出了蓬勃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寄托了广大法律人和民众对人民司法现实和未来的期冀和要求。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从法律学者、专家到司法实务界的领导、同仁，均有丰硕、精辟的成果、见解和成功的实践操作范例，在此，笔者仅结合当前实际，就人民陪审员实践探索面临的现实突出矛盾和发展路径谈谈一己之见，以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七年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改革实践的主要成果及其作用
事实上，有关陪审员制度改革取得的长足进步和良好成效，各类媒体、各级领导分别基于不同的受众、不同的视角都做过专题式或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和总结归纳。其中，不乏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思索。值《决定》施行七年之际，即便是重复也罢、拾人牙慧也好，恐怕也不能算多此一举。只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实践的成效作用的评价考量标准，一要始终不渝的坚持依法实施，牢牢把握“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的立法宗旨；二要结合实际勇于创新，遵循司法规律，确保各项改革举措体现立法原意，符合立法精神。以此标准衡量，《决定》实施七年来至少取得了以下有目共睹的实绩：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功能初步显现，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逐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自《决定》2005年5月施行到2011年12月，人民陪审员共参与全国法院审理案件400余万件，其中刑事案件120余万件，民商事案件260余万件，行政案件13万余件。陪审案件逐年增加趋势显著，2006年，人民陪审员共参与陪审案件仅有33万余件，占普通程序案件总数的19.73%，到2011年，人民陪审员共参与陪审案件达110余万件，占普通程序案件总数的48.30%。前后相比较增加了3.6倍，提高了28.6个百分点。诚然，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行虽在全国呈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但短短的七年多时间，该制度即在全国基层法院普遍的推行实施，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使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得以在司法领域实现，成为司法民主的有效载体。
（二）《决定》的宗旨和精神得到具体的落实和深化
为全面贯彻《决定》，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人民法院依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提出的“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要求，先后从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增加陪审员数量；确保陪审员依法履职、保障权力行使；完善随机抽取机制、规范工作程序；提升陪审能力、强化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积累、摸索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值得肯定的做法。江苏吴中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规范、全面、细化的操作方法及其相应工作机制的建构，使“吴中模式”成为全国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的缩影和典型。河南孟州法院在人民陪审员选任中通过电视台以“广而告之”的形式号召符合条件的公民积极参加“公开”选任，以及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并推行“一村一陪审员”机制的做法，既直观的向社会和公众诠释了陪审制度“代表性”、“民主性”、“广泛性”的精髓，又结合农村乡土社会实际，为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制度作用做出了积极尝试。七年多来，经过不断的努力，人民陪审员队伍日益壮大，陪审员人数由最早时期的4.5万余人，截止到2011年12月已达到8万余人，实现了人民陪审员数量不低于基层法院法官二分之一的预期目标。这就为《决定》基于“公正、公开、公平”考量所确立的陪审案件采取“随机抽取”原则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正因如此，在全国法院陪审工作中，“随机抽取”的实际运用已成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
（三）人民陪审员的职责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陪审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加强完善
按照中央司改工作任务对“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引导、组织全国法院持续开展了旨在贯彻落实《决定》、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改革实践。期间，先后深入一线基层法院摸情况、找问题，拟定改革工作意见和方案。为保证改革效果，筛选确定江苏吴中法院为试点法院，并实时跟踪研究，加强试点指导监督。针对试点和全国法院陪审工作开展中普遍存在的主要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6月，制定印发了《关于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人民陪审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文件以《决定》为依据，细化、丰富了《决定》相关内容，强化并重申了人民陪审制度的重大意义和现实作用，回应并解决了《决定》实施中一些亟待明确和规范的实践困惑，体系化的从拓宽陪审员选任范围、确保依法履职到建立健全陪审工作机制，到强化培训和管理等提出了改革措施和工作要求。客观而言，这些伴随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所产生的文本，固然可能因《决定》出台背景社会条件的影响，以及受当下我们认知水平和能力所限而无法作出更为理想化的选择和缜密的思考，但仅从规范并推动人民陪审制度顺利实施，鼓舞且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热情的视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标志性意义和作用。
二、当前影响制约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七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和效果是巨大且明显的，但囿于《决定》原则性规定产生的思想认识差异和实际操作上的空白，以及“创新”惯性思维主导下各种改革措施的“良莠”交织等因素影响，从而使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实践面临以下现实的困境，乃至于出现了“涉嫌”步入“误区”的端倪：
困境之一：法院系统内部包括法学界相关人士推行并执著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改革的“热情似火”与社会各界及亿万大众关注、参与其中的“淡然从容”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这从各地陪审员选任时绝大多数“低调”、“平稳有序”的“默然”完成中即可得到印证（河南孟州近千人参加陪审员选录的盛况也只是凤毛麟角）。再以《决定》有关人民陪审员选任应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为例，事实上，现有人民陪审员无论是在学历层次、年龄结构，还是在性别比例、专业构成等方面，均逐步趋于科学、均衡和合理，较好的体现了《决定》精神，但是若对现有陪审员总体的职业构成进行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党政部门人士比例过大，占到了陪审员总数的46.3%。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无外乎有三方面因素：一是整个社会对《决定》的意义、作用尚未认识到位；二是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和措施确保《决定》施行的工作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和形成；三是人民陪审员制度舆论宣传工作，要改变法院“单打独奏”、“心有余力不足”的现状，真正使《决定》得以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困境之二：大众媒体以及业内人士对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不绝于耳的诟病与实践中一些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时的“消极、被动”，共筑了陪审制度前行的“藩篱”，给陪审制度改革实践增添了“负担”和“赘累”。加之，伴随《决定》施行，关于陪审员专业化还是大众化从未休止的争议，以及个别法院法官对陪审可能降低审判效率的担忧，都使陪审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为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切实做到“既审又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决定》关于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的规定，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制度保障。然鉴于陪审员专业化与大众化的争议和纠结，即便是在具有悠久陪审传统历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始终无法平衡和消解的永久性命题。这就需要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及其面临的紧迫问题有一个客观、准确的研判分析。也就是说，当着眼于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大众化陪审其功能定位在初始阶段更多的承载了司法民主的形式内容时，司法民主的制度建构和渠道的畅通才是制度设计初始用意所在。其他深层次，乃至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发展产生的问题，只能随着制度功能的不断完善，通过发展予以消弭和解决。这应该成为我们当下对待紧张关系所坚持的基本主张和态度。
误区之一：“编外法官”、“住庭陪审”是媒体和法律人对个别法院长期、“无限制”、固定化的让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的形象称谓。但这恰恰与《决定》立法本意相悖，有趣的是，一些媒体包括个别法院往往还对个别陪审员极高的陪审率予以宣传和倡导，从而使陪审制度完善改革的实践夹杂了与《决定》精神渐行渐远的不和谐“音符”。
误区之二：对于“陪审过度”这种以体现司法民主，拓展陪审员职能的“实践探索”，其出发点无可厚非，且有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以为，就《决定》立法本意而言，超出其陪审案件的范围，该陪审员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受邀参与、见证司法活动。因此，可以这样讲，人民法院出于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为增强立案、信访及执行等工作的公开和透明，寻求人民陪审员的支持与理解，并征得本人同意帮助工作没有什么不妥，但必须明确其并不是履行陪审员的职责，并务必严格厘清两者的界限，以避免宣传不当造成对人民陪审制度负面的影响。
三、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路径展望及建议
瑕不掩瑜，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过程中，不管存在矛盾困惑也好，还是有“涉嫌”步入“误区”迹象也罢，日益壮大、活跃在人民司法领域的人民陪审员队伍，在实现公正司法目标任务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民主价值理念的形成和导向，都表明并预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取得了可资欣喜的成就。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对于人民陪审员基本制度、原则的变革与发展，必须依赖于《决定》立法的修改、完善，如陪审员选任范围能否直接由符合选举法条件的普通公民中随机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国情下，陪审员选任是否采取差别化的原则？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致力于陪审员作用进一步发挥，能否结合实际对陪审员职能作出全面的拓展等等。基此，我们以为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实践的当务之急，务须牢牢把握和坚持依照《决定》精神、遵循司法规律、结合国情和实际的原则，自上而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积极的探索、研究，为人民陪审员制度顺利实施和发展，为《决定》的修改完善提供坚实、科学、有力的实践基础和保障。为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一）以点带面，切实推动全社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症结还是表现在对制度意义、作用、功能的认识程度和价值标准判断的莫衷一是。总体上人民陪审员制度“内热外冷”局面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的现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深思。我们以为，抛开现行立法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外，立足实际以现行制度架构为依托，着重从陪审员选任环节入手，改变目前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大一统”选任模式，代之以孟州法院“广而告之”式的选任活动，对于初始运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将大有裨益。与此同时，辅之于各种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目标和作用的宣传报道，必将在保障人民陪审工作顺利实施的同时，为该制度终极目标的实现积淀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以彰显司法民主为宗旨，建立完善、科学、务实、有效的审判管理评估考核体系
对于实践中一些法院因追求“陪审率”导致“编外法官”——这一有违陪审员制度初衷的现象，应通过对我们现行审判管理评估考核指标的调整予以解决，以树立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导向标准。我们以为，鉴于“陪审率”考核指标的设定虽在鼓励、支持下级法院贯彻《决定》中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但在其“指挥棒”下，追求“成就”的惯性力量无法使《决定》立法精神得以准确的贯彻。鉴此，建议对我们现行审判管理考核指标体系中有关陪审工作的考核指标主要从两个方面作出考量：一是选任陪审员的数量（按照其陪审员数量是否占到本法院法官的二分之一到1∶1的比例设置考核分值）；二是陪审员参加陪审案件的随机抽取比例。由此一来，人民陪审员制度民主性、代表性、广泛性的实质将得以在司法实践中全面显现和具体的落实。
（三）以分类“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为基础，积极探索“专家陪审”的范围和形式
近年来，不少法院在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中积极探索“随机抽取”原则实际运行的新方法，对于陪审员在参审中扬其所长，与法官的思维判断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提高案件审判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立足《决定》精神、着眼陪审制度发展未来，积极研究探索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家陪审”的些许思考。鉴于目前一些法院在分类“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审方面已经有了实践探索，且取得了应有的良好效果，我们以为，应以此为基础认真全面的加以总结、梳理和规范，以保证其在现行《决定》立法精神范围内制度化运作。与此同时，可在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意见（试行）》（法〔2011〕267号）中，对“专家陪审员”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试点，以积累经验，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并适时启动《决定》的修订做好实践和理论的准备。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非政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关系之探讨
复旦大学国际法专业2001级
刘新宇
内容提要：当今全球化愈演愈烈，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也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全球化向WTO提出了加强透明度、提高国民社会参与度的要求。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对于加强世贸组织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具有重要意义。WTO制度中已经有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实践。但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要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WTO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依旧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持有怀疑态度，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本文作者建议WTO借鉴其他政府间组织针对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措施，切实改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刚刚复关，中国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WTO 透明度 关系
一， 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 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 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 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发布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发布会。这些简报发布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发布。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 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 ”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主权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 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 Wyndham 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一、七年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改革实践的主要成果及其作用
事实上，有关陪审员制度改革取得的长足进步和良好成效，各类媒体、各级领导分别基于不同的受众、不同的视角都做过专题式或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和总结归纳。其中，不乏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思索。值《决定》施行七年之际，即便是重复也罢、拾人牙慧也好，恐怕也不能算多此一举。只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实践的成效作用的评价考量标准，一要始终不渝的坚持依法实施，牢牢把握“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的立法宗旨；二要结合实际勇于创新，遵循司法规律，确保各项改革举措体现立法原意，符合立法精神。以此标准衡量，《决定》实施七年来至少取得了以下有目共睹的实绩：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功能初步显现，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逐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自《决定》2005年5月施行到2011年12月，人民陪审员共参与全国法院审理案件400余万件，其中刑事案件120余万件，民商事案件260余万件，行政案件13万余件。陪审案件逐年增加趋势显著，2006年，人民陪审员共参与陪审案件仅有33万余件，占普通程序案件总数的19.73%，到2011年，人民陪审员共参与陪审案件达110余万件，占普通程序案件总数的48.30%。前后相比较增加了3.6倍，提高了28.6个百分点。诚然，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行虽在全国呈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但短短的七年多时间，该制度即在全国基层法院普遍的推行实施，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使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得以在司法领域实现，成为司法民主的有效载体。
（二）《决定》的宗旨和精神得到具体的落实和深化
为全面贯彻《决定》，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人民法院依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提出的“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要求，先后从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增加陪审员数量；确保陪审员依法履职、保障权力行使；完善随机抽取机制、规范工作程序；提升陪审能力、强化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积累、摸索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值得肯定的做法。江苏吴中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规范、全面、细化的操作方法及其相应工作机制的建构，使“吴中模式”成为全国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的缩影和典型。河南孟州法院在人民陪审员选任中通过电视台以“广而告之”的形式号召符合条件的公民积极参加“公开”选任，以及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并推行“一村一陪审员”机制的做法，既直观的向社会和公众诠释了陪审制度“代表性”、“民主性”、“广泛性”的精髓，又结合农村乡土社会实际，为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制度作用做出了积极尝试。七年多来，经过不断的努力，人民陪审员队伍日益壮大，陪审员人数由最早时期的4.5万余人，截止到2011年12月已达到8万余人，实现了人民陪审员数量不低于基层法院法官二分之一的预期目标。这就为《决定》基于“公正、公开、公平”考量所确立的陪审案件采取“随机抽取”原则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正因如此，在全国法院陪审工作中，“随机抽取”的实际运用已成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
（三）人民陪审员的职责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陪审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加强完善
按照中央司改工作任务对“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引导、组织全国法院持续开展了旨在贯彻落实《决定》、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改革实践。期间，先后深入一线基层法院摸情况、找问题，拟定改革工作意见和方案。为保证改革效果，筛选确定江苏吴中法院为试点法院，并实时跟踪研究，加强试点指导监督。针对试点和全国法院陪审工作开展中普遍存在的主要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6月，制定印发了《关于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若干问题的答复》、《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人民陪审工作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文件以《决定》为依据，细化、丰富了《决定》相关内容，强化并重申了人民陪审制度的重大意义和现实作用，回应并解决了《决定》实施中一些亟待明确和规范的实践困惑，体系化的从拓宽陪审员选任范围、确保依法履职到建立健全陪审工作机制，到强化培训和管理等提出了改革措施和工作要求。客观而言，这些伴随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所产生的文本，固然可能因《决定》出台背景社会条件的影响，以及受当下我们认知水平和能力所限而无法作出更为理想化的选择和缜密的思考，但仅从规范并推动人民陪审制度顺利实施，鼓舞且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热情的视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标志性意义和作用。
二、当前影响制约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七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和效果是巨大且明显的，但囿于《决定》原则性规定产生的思想认识差异和实际操作上的空白，以及“创新”惯性思维主导下各种改革措施的“良莠”交织等因素影响，从而使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实践面临以下现实的困境，乃至于出现了“涉嫌”步入“误区”的端倪：
困境之一：法院系统内部包括法学界相关人士推行并执著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改革的“热情似火”与社会各界及亿万大众关注、参与其中的“淡然从容”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这从各地陪审员选任时绝大多数“低调”、“平稳有序”的“默然”完成中即可得到印证（河南孟州近千人参加陪审员选录的盛况也只是凤毛麟角）。再以《决定》有关人民陪审员选任应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为例，事实上，现有人民陪审员无论是在学历层次、年龄结构，还是在性别比例、专业构成等方面，均逐步趋于科学、均衡和合理，较好的体现了《决定》精神，但是若对现有陪审员总体的职业构成进行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党政部门人士比例过大，占到了陪审员总数的46.3%。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无外乎有三方面因素：一是整个社会对《决定》的意义、作用尚未认识到位；二是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和措施确保《决定》施行的工作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和形成；三是人民陪审员制度舆论宣传工作，要改变法院“单打独奏”、“心有余力不足”的现状，真正使《决定》得以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困境之二：大众媒体以及业内人士对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不绝于耳的诟病与实践中一些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时的“消极、被动”，共筑了陪审制度前行的“藩篱”，给陪审制度改革实践增添了“负担”和“赘累”。加之，伴随《决定》施行，关于陪审员专业化还是大众化从未休止的争议，以及个别法院法官对陪审可能降低审判效率的担忧，都使陪审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为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切实做到“既审又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决定》关于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的规定，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制度保障。然鉴于陪审员专业化与大众化的争议和纠结，即便是在具有悠久陪审传统历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始终无法平衡和消解的永久性命题。这就需要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及其面临的紧迫问题有一个客观、准确的研判分析。也就是说，当着眼于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大众化陪审其功能定位在初始阶段更多的承载了司法民主的形式内容时，司法民主的制度建构和渠道的畅通才是制度设计初始用意所在。其他深层次，乃至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发展产生的问题，只能随着制度功能的不断完善，通过发展予以消弭和解决。这应该成为我们当下对待紧张关系所坚持的基本主张和态度。
误区之一：“编外法官”、“住庭陪审”是媒体和法律人对个别法院长期、“无限制”、固定化的让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的形象称谓。但这恰恰与《决定》立法本意相悖，有趣的是，一些媒体包括个别法院往往还对个别陪审员极高的陪审率予以宣传和倡导，从而使陪审制度完善改革的实践夹杂了与《决定》精神渐行渐远的不和谐“音符”。
误区之二：对于“陪审过度”这种以体现司法民主，拓展陪审员职能的“实践探索”，其出发点无可厚非，且有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以为，就《决定》立法本意而言，超出其陪审案件的范围，该陪审员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受邀参与、见证司法活动。因此，可以这样讲，人民法院出于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为增强立案、信访及执行等工作的公开和透明，寻求人民陪审员的支持与理解，并征得本人同意帮助工作没有什么不妥，但必须明确其并不是履行陪审员的职责，并务必严格厘清两者的界限，以避免宣传不当造成对人民陪审制度负面的影响。
三、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路径展望及建议
瑕不掩瑜，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过程中，不管存在矛盾困惑也好，还是有“涉嫌”步入“误区”迹象也罢，日益壮大、活跃在人民司法领域的人民陪审员队伍，在实现公正司法目标任务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民主价值理念的形成和导向，都表明并预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取得了可资欣喜的成就。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对于人民陪审员基本制度、原则的变革与发展，必须依赖于《决定》立法的修改、完善，如陪审员选任范围能否直接由符合选举法条件的普通公民中随机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国情下，陪审员选任是否采取差别化的原则？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致力于陪审员作用进一步发挥，能否结合实际对陪审员职能作出全面的拓展等等。基此，我们以为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实践的当务之急，务须牢牢把握和坚持依照《决定》精神、遵循司法规律、结合国情和实际的原则，自上而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积极的探索、研究，为人民陪审员制度顺利实施和发展，为《决定》的修改完善提供坚实、科学、有力的实践基础和保障。为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一）以点带面，切实推动全社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症结还是表现在对制度意义、作用、功能的认识程度和价值标准判断的莫衷一是。总体上人民陪审员制度“内热外冷”局面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的现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深思。我们以为，抛开现行立法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外，立足实际以现行制度架构为依托，着重从陪审员选任环节入手，改变目前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大一统”选任模式，代之以孟州法院“广而告之”式的选任活动，对于初始运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将大有裨益。与此同时，辅之于各种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目标和作用的宣传报道，必将在保障人民陪审工作顺利实施的同时，为该制度终极目标的实现积淀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以彰显司法民主为宗旨，建立完善、科学、务实、有效的审判管理评估考核体系
对于实践中一些法院因追求“陪审率”导致“编外法官”——这一有违陪审员制度初衷的现象，应通过对我们现行审判管理评估考核指标的调整予以解决，以树立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导向标准。我们以为，鉴于“陪审率”考核指标的设定虽在鼓励、支持下级法院贯彻《决定》中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但在其“指挥棒”下，追求“成就”的惯性力量无法使《决定》立法精神得以准确的贯彻。鉴此，建议对我们现行审判管理考核指标体系中有关陪审工作的考核指标主要从两个方面作出考量：一是选任陪审员的数量（按照其陪审员数量是否占到本法院法官的二分之一到1∶1的比例设置考核分值）；二是陪审员参加陪审案件的随机抽取比例。由此一来，人民陪审员制度民主性、代表性、广泛性的实质将得以在司法实践中全面显现和具体的落实。
（三）以分类“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为基础，积极探索“专家陪审”的范围和形式
近年来，不少法院在人民陪审制度完善改革实践中积极探索“随机抽取”原则实际运行的新方法，对于陪审员在参审中扬其所长，与法官的思维判断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提高案件审判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立足《决定》精神、着眼陪审制度发展未来，积极研究探索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家陪审”的些许思考。鉴于目前一些法院在分类“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审方面已经有了实践探索，且取得了应有的良好效果，我们以为，应以此为基础认真全面的加以总结、梳理和规范，以保证其在现行《决定》立法精神范围内制度化运作。与此同时，可在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意见（试行）》（法〔2011〕267号）中，对“专家陪审员”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试点，以积累经验，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并适时启动《决定》的修订做好实践和理论的准备。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非政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关系之探讨
复旦大学国际法专业2001级
刘新宇
内容提要：当今全球化愈演愈烈，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也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全球化向WTO提出了加强透明度、提高国民社会参与度的要求。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对于加强世贸组织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具有重要意义。WTO制度中已经有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实践。但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要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WTO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依旧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持有怀疑态度，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本文作者建议WTO借鉴其他政府间组织针对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措施，切实改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刚刚复关，中国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WTO 透明度 关系
一， 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 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 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 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发布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发布会。这些简报发布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发布。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 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 ”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主权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 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 Wyndham 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