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选择“红绿通道”通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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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部


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审计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审计工作，保证审计质量，根据《煤炭行业内部审计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煤炭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是指国有独资、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煤炭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经济效益审计，是指煤炭内部审计机构在对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业务和管理职能的审计监督，对其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经济性、效率性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第四条 对企业物资采购管理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商品或材料是否按计划购进，占用的资金是否合理、节约。
（二）购进商品或材料的价格是否低廉，质量是否合乎要求。
（三）商品或材料保管储存是否安全，有无丢失、毁损问题。
第五条 对企业生产过程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审查企业生产组织设计是否合理、有效，综合生产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
煤炭生产企业采煤工作面、提升与运输、排水、压风、储装、洗选加工等生产环节是否形成综合生产能力，采掘比例关系是否正常，三个煤量可采期是否符合国家规定，采区部署、巷道布置、巷道断面、支护形式是否采用先进技术，做到优化设计，是否符合有利生产、保障安全和提高效益的原则。
（二）审查企业生产效率及其对效益的影响。
1、企业是否坚持“以产定人”和“三条线”管理的原则，全员效率是否达到要求；分析企业劳动生产率升降的原因，找出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分析劳动力结构和工时利用的有效性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找出完善劳动力结构、有效利用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煤炭企业回采工作面单产、矿井万吨掘进率和万吨开拓率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有无无效进尺。
2、企业职工收入是否与经济效益挂勾。分析企业职工工资变动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检查工资支出中有无损失浪费问题。
（三）审查产品质量合格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煤炭产品质量是否符合供销合同要求，在国家和省（部）级煤炭产品监督抽查中是否合格，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对企业效益有何影响。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坚持科技进步，不断采用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减少质量成本支出。
（四）审查企业是否坚持了以销定产的原则，产品生产和销售是否平衡，产品有无积压，造成产品积压的原因及其对效益的影响程度。
（五）审查企业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及其对效益的影响。
1、企业物资消耗是否符合最小化的原则。
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坚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努力降低物资和自然资源的消耗。
②企业各种物资消耗是否合理，有无损失浪费现象。分析电力消耗、主要材料消耗变动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2、企业自然资源消耗是否符合节约的原则。
煤炭生产企业采煤方法同煤层赋存条件是否相适应，资源回收率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煤层配采比例是否符合要求，原煤入洗率、筛分率、洗煤回收率是否符合要求。
（六）审查企业固定资产的利用程度及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企业固定资产是否得到充分利用，设备完好率、设备待修率是否符合规定，主要设备生产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
（七）审查企业生产过程的环境污染程度及其对效益的影响。
（八）审查企业制造费用及管理费用有无浪费，企业是否采取措施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和控制管理费用支出。
第六条 对企业销售业务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商品销售价格的确定是否适当，有无随意降价出售的问题。
（二）商品销售费用支出是否节约，有无损失浪费问题。
（三）外销商品是否及时发运，有无因逾期发货、合同违约造成损失的问题。
（四）外销商品的包装是否安全，有无因商品包装问题造成商品损失和赔偿用户损失。
（五）销售货款是否及时收回入帐。
（六）产品售后服务措施是否健全有效并达到用户满意。
第七条 对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的审计监督，应围绕企业融资、投资方案的可行性作出评价。
第八条 对企业内部管理组织协调效能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企业的组织形式与结构是否满足有效经营的要求。
（二）企业对人、财、物等各方面资源的配置是否适当，是否存在资源闲置和浪费问题。
（三）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及个人的责任与权力是否明确。
（四）企业内部管理权限划分是否符合企业的具体情况。
第九条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计监督，应围绕内部控制措施是否健全、既定的控制措施是否切实执行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进行评审。
第十条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审计应根据财政部《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煤炭工业部《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一）评价企业盈利能力指标
1、销售利润率
2、总资产报酬率
（二）评价企业发展能力指标
1、资本收益率
2、资产保值增值率
（三）评价企业财务结构指标
1、资产负债率
（四）评价企业偿债能力指标
1、流动比率
2、速动比率
（五）评价企业经营效率指标
1、应收帐款周转率
2、存货周转率
（六）评价企业投入产出能力指标
1、全员劳动生产率
2、成本费用利润率
3、投入经济效率
（七）评价企业社会贡献能力指标
1、社会贡献率指标
2、社会积累率指标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在审查、分析、评价被审计单位各项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时，应结合被审计单位的实际，适当增加或减少与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有关的经济技术指标。
第十一条 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评价重点是企业销售收入的获利水平和运用全部资产获利的能力。
第十二条 对企业发展能力的评价重点是企业运用投资者投入的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和投资者投入企业资产的完整性和保全性、企业净资产的变动状况以及企业的发展能力。
第十三条 对企业财务结构和负债水平的评价重点是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和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
第十四条 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价重点是企业在某一时点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和在某一时点上运用随时可变现资产偿付到期债务的能力。
第十五条 对企业经营效率的评价重点是企业应收帐款周转速度和购、产、销平衡效率。
第十六条 对企业投入产出能力的评价重点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和一定时期内投入产出的效果。
第十七条 对企业社会贡献能力的评价重点是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和社会贡献中上交国家财政资金的能力。
第十八条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进行综合经济效益审计，也可以进行专项经济效益审计。进行专项经济效益审计的，要逐步创造条件开展综合经济效益审计。
第十九条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编制的经济效益审计方案应具体、可行。较大的综合经济效益审计，应将审计方案按整个项目分解成若干个项目，分层次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和作业计划，有效地组织、指导、控制审计项目的实施。
第二十条 审计人员根据审计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实施审计过程中，可以运用以下技术和方法：
（一）运用审阅法、查询法、盘点法、调节法、鉴定法、观察法等核实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效益数据的正确性进行检查。
（二）运用实际与计划或与定额比较，本期实际与上期实际比较，本单位实际与同类外单位实际比较，本单位实际与行业、国际先进水平比较等对比方法，找出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差距。
（三）运用因素分析法、平衡分析法、图表分析法、数学分析法、预测分析法、量－本－利分析法等分析方法，确定被审计单位经济效益不佳的原因、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以及改进的可行性。
（四）运用逻辑判断法、投资报酬率法、现值法等评价方法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实现的效益进行评价。
（五）审计人员认为有必要使用的其他技术和方法。
第二十一条 经济效益审计报告要在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效益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基础上，充分说明影响经济效益的各种因素，并分析原因，提出审计建议。
第二十二条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对被审计单位审计意见和建议执行情况及执行结果进行后续审计，提出后续审计报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审计评价指标
（一）评价企业盈利能力指标
1、销售利润率：反映企业销售收入的获利水平。
计算公式是：
利润总额
销售利润率＝－－－－－－－－×100％
产品销售净收入
其中，产品销售净收入：指扣除销售折让、销售折扣和销售退回之后的销售净额。
2、总资产报酬率：用于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获利的能力。
计算公式是：
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总资产报酬率＝－－－－－－－－－－×100％
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平均资产总额＝（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二）评价企业发展能力指标
1、资本收益率：是指企业运用投资者投入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
计算公式是：
净利润
资本收益率＝－－－－－－×100％
实收资本
2、资本保值增值率：主要反映投资者投入企业资本的完整性和保全性。
计算公式是：
期末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本保值增值率＝－－－－－－－－－×100％
期初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本保值增值率＝100％，为资本保值；资本保值增值率大于100％，为资本增值。
（三）评价企业财务结构指标
资产负债率：用于衡量企业财务结构和负债水平高低情况。
计算公式是：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100％
资产总额
（四）评价企业偿债能力指标
1、流动比率：衡量企业在某一时点偿付即将到期债务的能力，又称短期偿债能力比率。
计算公式是：
流动资产
流动比率＝－－－－－－×100％
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是指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它是衡量企业在某一时点上运用随时可变现资产偿付短期负债的能力。速动比率是对流动比率的补充。
计算公式是：
速动资产
速动比率＝－－－－－－×100％
流动负债
其中：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
（五）评价企业经营效率指标
1、应收帐款周转率：也称收帐比率，用于衡量企业应收帐款快慢。
计算公式是：
赊销净额
应收帐款周转率＝－－－－－－－－－－×100％
平均应收帐款余额
其中：赊销净额＝销售收入－现销收入－销售退回、折
让、折扣。
2、存货周转率：用于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存货资产的周转次数，反映企业购、产、销平衡效率。
计算公式是：
产品销售成本
存货周转率＝－－－－－－－－×100％
平均存货成本
其中：平均存货成本＝（期初存货成本＋期末存货成本）／2
（六）评价企业投入产出能力指标
1、全员劳动生产率：用于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出水平。可采用价值量和实物量指标分别计算。
计算公式是：
工业增加值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原煤产量
原煤全员效率＝－－－－－－－－
原煤人员工数
2、成本费用利润率
计算公式是：
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总额
其中，成本费用总额即企业的产品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之和。
3、评价企业投入经济效率指标
（1）综合投入经济效率：用于反映企业综合投入的利用效率。
计算公式是：
总产出量（增加值或产量）
综合投入经济效率＝－－－－－－－－－－－－－－
综合投入量
（2）电力投入经济效率：用于反映企业电力投入的利用效率。
计算公式是：
总产出量（增加值或产量）
电力投入经济效率＝－－－－－－－－－－－－－－
总耗电量
（3）材料投入经济效率：用于反映企业材料投入的利用效率。
计算公式是：
总产出量（增加值或产量）
材料投入经济效率＝－－－－－－－－－－－－－－－
材料总消耗量
（4）煤炭储量投入经济效率：用于反映企业煤炭储量投入的利用效率。
计算公式是：
总产出量（增加值或产量）
煤炭储量投入经济效率＝－－－－－－－－－－－－－－
煤炭储量总消耗量
（5）土地投入经济效率：用于反映企业土地投入的利用效率。
计算公式是：
总产出量（增加值或产量）
土地投入经济效率＝－－－－－－－－－－－－－－
平均土地总量
其中，平均土地总量＝（期初土地总量＋期末土地总量）
÷2
（6）建设工期或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用于反映基本建设时间利用效率。采用建设工期指标更好。
计算公式是：
新增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100％
总投资
（7）基建固定资产形成率：用于反映基本建设投资的利用效率。计算公式是：
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基建固定资产形成率＝－－－－－－－－－－×100％
总投资
（七）评价企业社会贡献能力指标
1、社会贡献率指标：是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
计算公式是：
企业社会贡献总额
社会贡献率＝－－－－－－－－－－×100％
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即企业为国家或社会创造或支付的价值总额，包括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净利润等。
2、社会积累率指标：衡量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中多少用于上交国家财政。
计算公式是：
上交国家财政总额
社会积累率＝－－－－－－－－－－×100％
企业社会贡献总额
其中：上交国家财政总额包括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等。


　　　　　　　　　　　　　　　行政诉讼架构分析
　　　　　　　　　　　　　　　　　——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时下，围绕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如火如荼，不同版本的修订方案和专家建议稿随之浮出水面。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扩大受案范围、提高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放宽原告资格要求、改变经复议后的被告确定规则、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架构及安排问题则很少被提及。而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我们打破现有条文架构束缚、全面反思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拟聚焦于行政诉讼架构的初步分析，意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行政诉讼架构的提出及其讨论价值

行政诉讼架构是本文为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安排而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行政诉讼的运转基点及由此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标新立异，而旨在思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对行政诉讼架构问题展开讨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实现

行政诉讼架构是行政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化，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如何确定就存有争议。[1]然而，《行政诉讼法》依然作出了至今备受争议的第1条规定。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这一安排固然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有关，[2]不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与行政诉讼的架构有密切关联。

正是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中性的审查和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整体制度安排的基点，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等同于支持原告、行政行为合法维持视为维护行政权威的结论。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会再有争议。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3]现有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偏重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这一点一直遭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批评。

（二）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安排及运转

行政诉讼既是法院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也是复杂的程序活动。原告、被告围绕哪一基点展开争议和对峙，法院以哪一中心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关注焦点，皆与行政诉讼的架构密切相关。是以双方之间的行政争议还是原告诉讼请求，抑或被诉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基点并安排相应的制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运转。

（三）涉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关系处理

行政诉讼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法、刑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行政诉讼法既非单纯的‘行政法’，又非单纯的‘诉讼法’。在广义上，它是公法上的法律争议的法院程序法；同时，它也是通过各种具体裁判去实现宪法和行政法的方式。”[4]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在必须与行政法安排建立起内在联系的前提下，未必需要对行政实体法亦步亦趋，而需要遵循诉讼本身的安排。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不一定需要与行政主体一一对应；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5]

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和安排采用的是纯粹的、彻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心主义。[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下表的统计表明，[7]行政行为不仅决定着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安排，而且主导着行政诉讼的展开，原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为捍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法院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强调和倚重，甚至到了忽视原告诉讼请求的地步，并曾经给司法裁判带来了难题。[8]



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之时，行政法制度刚刚起步，面对行政诉讼这一需要调节法院的司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公民的救济权三重互相交织的基本关系的特别场域，立法者选择并确定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连接三方的介质，实属不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因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所确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第54条所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标准，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与违法标准的认知，更是学术界对这一认知在立法上的固化。回望行政法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安排，的确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

不过，在我国行政诉讼已确立20多年后的今天，行政诉讼是否要沿袭或复制这一架构，依然实行完全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值得我们反思。

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能否涵盖所有类型的行政争议值得怀疑

自《行政诉讼法》引入“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以来，何谓“行政行为”聚讼至今。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10]尝试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中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代之以描述。[12]在有关起草者看来，《若干问题解释》摒弃的正是《贯彻意见》所代表的过往行政法学界采用的狭义行政行为界定，而采用的是广义的行政行为，从而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其“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授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13]

《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14]在广义行政行为下，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程序性行政行为等诸多类别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然无明确的结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的可诉性及可诉性行为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5]（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详尽列举可诉行为的范围，起草者费力解释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为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16]为此，有学者开始了倡导推翻行政法学界一直采用的行政行为定义，用广义的行政行为统一行政行为界定的学术努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