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14:17:03 浏览:8252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１１７６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1〕1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已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７６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１日起施行。
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浙高法［２０００］２６７号《关于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结合审判实践，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者承运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
此复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新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研究
赵东海
本文综述：新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在加强税收管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线稽查的工作人员，在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力求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在基层得以真正落实。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 核定方式 偷税 滞纳金 涉税犯罪移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新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已经在加强税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在税务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掌握和操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较好地解决，那么，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将难以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
一、关于核定征收方式的存在问题及建议
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税务机关对六种情形之一的行为有权采取核定其应纳税额，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对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 核定征收方式存在问题
1、核定征收方式确定条件的不足。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六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之处。⑴ “账目混乱”的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于到达何种程度才算“混乱”难以掌握和判断，实践中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容易发生争执；⑵ “成本资料”的范畴不明确。如入库单、出库单、投料单、月末在产品盘存单等，按照相关的会计制度，都属于成本核算中的有关资料，缺失上述资料的企业是否符合“成本资料、收入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这一条件难以认定；⑶ 对于“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缺乏具体解释，“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的定义未能明确。
2、核定征收方式条件的缺失。新征管法对适用核定征收的几种情形的表述中均未涉及税务机关对企业记假账、或提供虚假账簿、凭证资料该如何处理，这就必然会给一些企图偷逃税的纳税人以可乘之机。按照规定，只要企业设置有账簿，而且账目清晰，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齐全，税务机关就应该对其进行查账征收（企业采取两套账偷逃税款的除外）。如果企业设置的是虚假账簿、虚假凭证，尽管所反映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其形式满足了账目明晰、凭证齐全的要求，那么税务机关能否实行核定征收则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其虚假的账簿、凭证对其进行查账征收，大量税款将从这一政策漏洞中流失。
3、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保障。如果税务机关采用的是核定征收的方式，则不一定依据发票、账簿、报表进行计税。通常的核定依据方法包括：⑴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⑵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⑶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⑷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核定方法确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核定征收给税务稽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合适，难以有效保障征纳双方的合法利益。
4、核定依据欠缺说服力。在有关纳税信息方面，纳税人明显占据优势，因为只有纳税人才最清楚自己必须纳税的事实及实际收入和成本等纳税资料。由于征管技术、征管人员和征管费用所限，要求税务机关完全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是不现实的。正是税收征管中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完整、准确、可信的税务资料。可是，纳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往往会促使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以一些“虚假行为”来蓄意隐瞒信息或对信息进行“技术处理”，致使税务机关掌握的是虚假的或质量很低的纳税信息。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纳税人必然会更多地强调其经营情况的特殊性。加上由于税务机关内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税源监控部门，涉税信息的采集缺乏专业化、规范化、连贯性和时效性，这就造成税务稽查人员在运用核定征收方式时，难以找到使纳税人感到有说服力的参照物。
（二）完善核定征收方式的建议
1、对有关规定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加以明确，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方便基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避免实际工作中出现随意性。
2、对缺失部分予以补充，以减少政策漏洞造成的税收流失，打消部分纳税人借以偷逃税款的幻想，避免税收征管资料失真现象，提高相关数据对税源情况反应的可靠性以及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加强税源信息的采集分析，及时将部门信息、征管信息、财务信息进行比对，按行业、分类型制定核定征收的参考标准。
3、运用听证制度，使纳税人了解核定征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是否充分、正当，所运用的核定方法是否合理，而税务机关则可以根据涉税额的大小设置正式和简易两种听证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
4、建立辩论制度，即纳税人对核定的税款有异议的，有权辩论和质证，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确凿证据，税务机关应当尽快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促使纳税人提供更多的据以征税的真实情况，并使核定结果更接近真实。
二、关于偷税行为的问题及建议
（一）偷税行为存在问题
1、偷税认定的内涵过宽。根据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偷税行为采取正列举的方法，从会计账簿和纳税申报两个方面对偷税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但其表述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⑴从征管法条文的字面来看，没有漏税的字眼，会给人造成“非欠即偷”的误解，凡查补的税款都认定为偷税，从而把一些本该属于漏税范围的非主观故意的不交和少交税款的行为视为偷税来处理，使纳税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⑵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理解，只要纳税人不如实申报，那怕是不如实申报“一分钱”的税款，也是偷税，造成偷税认定的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⑶现实工作上漏税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公认的税收理论，漏税是指纳税人并非故意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纳税人有可能由于对税收法律法规的不甚理解或者粗心大意而导致应税收入确认、税率适用发生差错，从而造成税款的“不缴或少缴的”不良后果，即引发漏税。但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常常被偷税认定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的现象所困扰，影响税务机关的执法。
2、难以准确认定偷税行为。偷税行为的主观故意，无论在取证上还是在性质的认定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偷税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以欺骗手段获取特殊行业资格认定，享受税收优惠或获得退税资格，从而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目的。又如，有的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开户，隐瞒销售收入，逃避税务机关的监管；有的纳税人甚至利用因特网、电子商务等高技术手段，通过在网上发布商务信息、采取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不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从而大肆偷逃国家税款。
3、偷税行为的认定与财务会计制度的冲突。由于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因此对纳税人有的行为在客观表现上符合偷税行为的条件，但主观上是否具有偷税故意很难判断和取证。⑴纳税人按《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备金、减值准备金、折旧以及确认收入时，按税法规定则要做相应纳税调整。⑵如果纳税人出现应当作进项税额转出而未转出，应当视同销售计提税金而未计提，该进行纳税调整而未调整等情形，在会计制度上完全合法的，但按照税法规定则可能出现申报不实，不缴或少缴税款的情况。
4、偷税手段的列举外延过窄。法律的法定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罚无明文不处罚”，只有符合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举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否则就难以认定。这种完全式列举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⑴完全列举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容易产生疏漏，使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⑵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税法存在形式多样性和易于变动性等特点，如目前的会计电算化和电子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之全部外延。
（二）完善偷税行为认定的建议
1、修改税收征管法，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轻处理。既然漏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法律法规上作出相应的规定，包括漏税的构成条件、应当承担的经济或法律上的责任等等，通过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而填补法律的空白，从法律上明确区分偷税行为和漏税行为的界限，对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给予刑事处理，对漏税行为纳入税务行政处罚的范畴。如果不这样，税收工作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下述现象：⑴一些漏税被当成是偷税从严处治、使违法者承担不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执法的公平与合理。⑵一些漏税被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予处罚”的原则免受法律制裁，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以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效率，体现执法的刚性。
2、采取明晰内涵、概括外延方式规定偷税行为。针对新征管法对偷税的规定内涵过宽、外延过窄的实际情况，修改征管法，尽量对偷税的内涵予以明晰，能量化的就量化，如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这种偷税行为，就要把虚假的方式明晰为那几种情况，尽量以正列举方式来明晰，做到一目了然，便于操作。对于外延不足的情况，以概括方式解决，并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偷税行为的变化情况，以补充列举方式解决完全列举方式列举不足的弊端, 能防止挂一漏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周密性,新出现的、高科技的偷税方式都能纳入偷税范围, 这种立法方式将可以适应税法的多变性和更接近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可以大幅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刚性。
3、逐步减少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两者尽量融合。有关部门在修订税法和制定财务会计制度时，要注意减少两者的差异，尽量减少纳税人由于财务处理与税法差异需纳税调整的情况，减少纳税人客观出错的机会，降低纳税成本，最终达致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成本的降低，给纳税人提供依法纳税的机会和便利。
三、关于加收滞纳金的问题及建议
（一）加收滞纳金存在的问题
1、加收滞纳金难。从新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看，征收滞纳金工作的好坏反映了新征管法的严肃性，也体现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滞纳金征缴过程执行难的问题非常突出：⑴部分税务人员以及纳税人对征收税收滞纳金认识不够。有些税务人员、纳税人错误地理解了滞纳金的概念和性质，将滞纳金看作一种处罚，认为对纳税人既打又罚不合理。其实，加收滞纳金是纳税人因占用国家税金而应缴纳的一种补偿，而不是行政处罚。这些有法不依的行为削弱了税法的刚性，使得部分涉税违法者感到违法成本低廉，以致形成故意欠税的恶性循环。⑵滞纳税款计算存在难度。例如加收滞纳金以流转税为依据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期缴纳税款，一旦延误，就应该加收滞纳金。如果说纳税人当期税款延迟缴纳，这笔滞纳金计算还简单的话，那么在一年中每月有笔收入少缴或不缴流转税，计算这个滞纳金就变得相当复杂了，稽查局往往是一查几年，计算滞纳金更复杂，工作量更大。这也使一些税收征管人员产生了畏难情绪。⑶滞纳时间难以认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偷税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对偷税行为加收滞纳金的计算起止时间为，从税款当期应当缴纳或者解缴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之日止。而新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税收征管法及本细则所规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期限的最后一日；在期限内有连续３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所以说，税法确定的纳税期限不一定是固定的某一日。如果查获企业偷税每月都有发生，滞纳金的起始时间势必要查日历来得到，并且要注意节假日期间的休假日是否影响纳税期限。如果是前几年的偷税，还要查历年的日历。这样计算的滞纳金，税务稽查人员不但增加了工作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容易出差错。一旦发生有关滞纳金的行政诉讼，极易使税务部门处于尴尬境地，这导致了一些税务人员不愿征收滞纳金。
2、税收滞纳金过高的征收比例与其“补偿”性特征不相符。新征管法在实质上已经将税收滞纳金界定为“补偿金”。那么作为一种“补偿金”，按照一般的经济法律原则，其补偿额应当与其给对方造成的损害（含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基本相当，不应该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如果显失公平，按理当视为无效。而我国现行的税收滞纳金制度规定的滞纳金的征收比例却高达每日万分之五，换算成年征收率则为18％（365×0.5‰），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左右。这一种“补偿”显然可以视为“显失公平”，应当被视为无效。也就是说现行的税收滞纳金根本就不能看成是补偿金，它除了补偿成份之外，还具有相当的惩戒与惩罚成份。
3、税法对滞纳金的计算问题规定得不全面。滞纳金应当如何计算？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考虑，这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要真正计算加收滞纳金了，却又实在地成了问题：滞纳金该加征到何时呢？也就是说滞纳金的终止日究竟该如何确定？是只计算到税务人员到单位实施稽查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稽查资料移交审理之日？是计算到审理人员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税款最终入库之日？应该说加收到税款入库之日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妥之处，主要是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稽查审理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长达半年乃至更长，这对纳税人来说，滞纳金负担将会因审理时间延长而加大加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纳税人可能很愿意将相关税款尽早入库主观上已经没有继续延迟纳税的过错，但因为程序上的原因，却仍然必须承担额外的滞纳金负担。这显然不妥。
（二）完善加收税收滞纳金的建议
1、用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检查力度，坚决堵塞税收漏洞。信息化使税务管理走向规划化、标准化，但过多的环节、繁琐的手续，又常常使纳税人感到办税太麻烦。要充分体现税收工作的服务理念，发挥税收信息化潜在的优势，提高办税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建立电子缴税信息系统，使税务机关在当天就可以了解企业账户透支情况，及时电话催缴。税务部门应尽快开发出一种高效简便的计算程序，对滞纳金实行简便计算。对滞纳时间在一个月之内的，按日加收滞纳金，一个月以上的加收一个固定比例的滞纳金，达到计算上既简便又合理的目的。税务部门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查补税款及滞纳金计算软件的开发，把对加收滞纳金内容的检查列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同时，对应加收的滞纳金实行强制执行，让欠税的纳税人切实感到拖欠税款的代价。
2、进一步下调滞纳金的征收比例。虽然新征管法已经大幅度下调了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但是滞纳金的加收比例仍然很高，甚至比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滞纳金也高出了近4 至5个百分点。过高的滞纳金征收比例已经让纳税人不能承受。纳税人不能承受，但又不得不承受。结果会如何呢？纳税人可能会选择不法手段如偷税逃税、不按照正当渠道办理注销手续即关门走人，甚至还可能发展为直接对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纳税人破产。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结果对经济发展与国家税收收入都没有任何利益。因此，从经济决定税收看，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下调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最佳的选择是与银行利率挂起钩来。
3、滞纳金时间的计算应扣除一些不应由纳税人负担的时间。如从现阶段稽查实践看，从通知企业查账开始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规定的缴税期限，这段时间应视作滞纳时间停止，不作为加收滞纳金情况处理，纳税人不负担税收检查期间的滞纳金。
四、关于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的涉税犯罪移送制度主要由新征管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一和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诸条款加以确立。其中新征管法第七十七条更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依法、准确、及时移送涉税犯罪案件，成为税收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现行税收征管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现存问题
1、偷税门槛过低，打击面较大。根据新征管法的规定，涉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涉嫌偷税、涉嫌抗税、涉嫌逃避追缴欠税、涉嫌骗取抵扣税款等案件，其中又以涉嫌偷税的发案率为最高。但目前偷税的起刑点过低，因此造成打击面过大。以广州为例，由于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偷税金额动辄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以偷税比例达到10%且1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行移送，税务稽查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都会不堪重负，从而直接影响到办案效率和质量，而且也会由于打击面过大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2、逃避追缴欠税定性模糊，操作困难。目前有关规定中对于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逃避欠缴的税款，而实施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以及如何掌握“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税款”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直接影响涉税案件的移送。例如，广州市某稽查局查处某公司少缴税款数万元，在向该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该公司没有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当该稽查局准备对其采取查封机械设备等强制措施时，该公司却将其名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用以抵债，且双方签订了财产转让合同，对于这种行为税务机关很难认定。
3、取证要求存在差异，有待明确。例如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形下有权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的行为又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应当进行移送。但这种税务部门通过核定方式定性的偷税案件，移送时大部分在证据方面都受到质疑。又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但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涉税刑事程序中则很难认可抽样取证的方式。因此，必须及时解决涉税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对涉税犯罪行为难以及时准确定罪的后果。
（二）完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建议
1、完善相关立法，便于实际操作。建议有关机关及时制定新征管法和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如：(1)针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提高起刑点，从而保证有关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重大涉税案件；(2)鉴于新的偷税手段的不断出现，建议更加全面地列举偷税罪的客观表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第5种偷税手段“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新征管法却没有认定这一手段为偷税手段之一；(3)针对逃避追缴欠税罪中“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在执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建议将该法条修改为“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2、健全有关制度，提高办案效率。税务部门应建立健全以下有关制度：(1)制定涉税案件专项检查办法。明确检查范围、选案标准、检查方法、工作要求等，以规范具体工作行为；(2)制定案源分析制度。税务部门应将掌握的资料信息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确定所查对象，制订切实可行的检查方案，提高选案的准确率；(3)制定信息传递交流制度。税务部门与司法机关应加强日常联系交流，凡需要告之的事项，要及时告之，并逐步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健全信息交换渠道，实现相互之间的稽查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查处涉税案件的现代化水平，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3、加强相互协作，提高打击力度。建议实现税警联合办案或公安部门提前介入，最大限度的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的入库。按照现行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涉税案件达到移送标准的，必须在整个税收稽查环节完成，直至税款入库后才可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但在实际案件查处过程中，由于税务机关无法对涉案嫌疑人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若单纯依靠税务机关追缴税款难度颇大，更有甚者嫌疑人在接到处理、处罚决定前就已逃逸，致使国家税款无从追缴。因此建议上级税务机关对相关规程进行修改。同时，应建立税、警、检、法联席会议制度，共同防范涉税犯罪的发生。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法律法规、取证要求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及时沟通工作情况、分析涉税犯罪的新动向和重大案情，研究确定整顿和打击重点对象，联合行动，协同作战，提高打击力度。
联系地址：广州市小北路54号 邮政编码：510045
试论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变化，司法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公正与效率在法学界和实务界上已备受关注，人民群众对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程序公正更是司法公正的聚焦点，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旋律，确保程序公正更是诉讼监督的重点，诉讼监督特别是对审判的监督尤为重要，因为法官是否公正审判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而且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影响到国家机关的威望。本文就如何加强对审判活动监督、促进程序公正略谈一些浅见：
一、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的关系
程序公正是依照法律开展的诉讼活动，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也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而其具有直观性，即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公正，也是诉讼程序内在的价值所在。法律赋予司法者的权力，就是体现在司法活动上是否公正、公开、公平执行法律。在审判活动过程中，法官是否依法作出正确裁判和适用法律，诉讼程序是否合法，架起检察官对审判活动全过程的监督职责。
1、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加强审判监督有制约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实不然，强化对审判监督与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我国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是为了保证法院依法公正依法行使审判权。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诉讼程序公正性就难以体现，法律就难以得到正确实施。所以，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
2、审判监督是程序公正的前提
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只是检察监督权大小不同而已。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是有法律的依据。审判监督是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以国家监督者的身份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也就是通过以国家公诉人身份的检察官参与诉讼，对有犯罪行为的被告人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整个诉讼活动过程是否合法予以监督并提出纠正意见，对认定确有错误的生效或未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使案件在审理中能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确保程序法的正确实施。
3、程序公正的实现需要检察机关监督来保障
目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律理论都认同，在诉讼中实现法律的正义，就是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程序公正是指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也是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应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基本要求，其核心是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应予以尊重和保护。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庭审过程是在法官指挥下进行的，自由心证的思想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就难以避免产生，因而在实践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司法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公正是无言可谈的。导致这种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这也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的重点和难点。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只有以监督来制衡，才能防止法官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因此，程序的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律内部生命。无论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还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都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任务。加强审判活动的监督，通过合法公正的诉讼程序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审判活动监督的现状
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刑事审判监督的职责，对庭审过程中的每一个诉讼环节是否公正合法的监督，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但是目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方面还缺乏立法上的依据和具体的操作程序 ，致使监督乏力，收不到良好的法律效果。
1、审判监督在立法上尚不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对监督活动是通过公诉人参加诉讼活动对庭审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由于公诉人忙于就实体法的事实和罪名进行指控、举证、答辩，对监督只是流于表面形式。所以，以人民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是用什么方式和程序来操作，对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又如何监督，在法律上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是否能被法院接受并执行，也是很难保证。若不接受，应如何处理，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对自诉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如何来实现监督，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是限制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开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2、公正执法意识不强，监督不力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制约上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力度还相当薄弱，当前还存在着重审查、多配合、轻监督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怕影响关系，怕伤感情，怕以后工作不配合等消极因素，致使对诉讼过程的监督存在于表面，流于形式，出现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力度疲软现象。
3、监督措施不到位
国家权力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手段和措施来保障。没有处分权是检察机关审判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仍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使监督权的行使空间有限，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只能对审判人员构成犯罪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对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能发出检察建议或口头、书面纠正违法意见，被监督者不答复、不纠正，检察机关就束手无策。因此，对有违法的行为没有给予一定相应处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就难以落实，程序公正也难以得到实现。
4、监督途径与方法简单、抽象
当前对审判活动的监督途径与方法是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程序法的大框框规定，对监督的途径与方法缺乏明确的施行细则。当前对监督的内容主要有：a、法院对案件的受理有违反管辖规定的；b、法院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c、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d、法庭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程序的；e、有侵犯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f、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于上述内容，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派员出席法庭，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或是受理当事人和其他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以及庭审外的调查研究监督等。对违反审判活动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对有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途径与方法在执行上过于简单、抽象，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和权威性，造成在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上无章可循，监督效果较差。
三、完善对审判活动监督的有效机制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司法公正越来越体现其重要性，而公正不仅要求司法者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还需要对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才能防止权力的腐败，保证司法权能依法运行。诉讼程序的公正同样需要法律的监督，制约其审判权的滥用，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列宁指出：“保证法律实施，第一是对法律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是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因此，作为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必须有完善健全的监督体系，才能保障程序公正和法制的权威。
一是完善审判活动的监督立法。诉讼程序是诉讼活动的准则。只有在立法上保障程序公正，制定出规范的、合理的、科学的法律规定，司法者在实施法律时才有法律依据。负有立法的权力机关应尽快对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活动监督的内容进一步加以明确，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或是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以补充法律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虽然检察机关拥有检察建议权，但在立法上还不具有约束力，也即是没有强制性，法律上又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监督的处分权，使审判监督工作开展不深入，难以付诸兑现。因此，建议增设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的处分权，也就是当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不纠正违法行为以及违反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时，检察机关应享有检查权、调阅案卷权、审查权、调查取证权、出席庭审权等以及作出其他处理的权利。同时应规定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有权发表和提出建议，进行监督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活动是否合法。所以，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否则就会失去控制，必然产生腐败。笔者认为，只有制定公正、科学的诉讼立法，规范诉讼程序的活动，明确界定审判监督的内容、职权和具体程序，才能体现法律上的公正。
二是转变执法观念，树立检察监督权威。执法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求检察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条件下，突出体现程序公正优先的执法观念，以适应新形势下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行使监督权，应坚决予以履行，树立监督权威，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对于不接受监督的或一切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严肃法纪，予以制裁；对触犯刑律的，坚决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以防止法官滥用职权，妨害程序公正。同时对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案件监督制度，完备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监督权滥用，保证案件在诉讼程序上依法运行。
三是推行量刑建议制度。量刑建议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是属于公诉权的一部分。所谓量刑建议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而提出的具体要求。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望，量刑建议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采取的新举措，是检察机关发挥审判前一种必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公诉人在审判活动中提出量刑的具体建议，是实现审判监督新的有效的途径。不仅可以监督和制约法官对被告人量刑的偏倚，减少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等现象，促进法官公正行事。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依据，量刑建议的提出，能使法官在量刑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准确适当作出裁判。若量刑建议不被采纳，判决明显失当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所以，量刑建议制度的确立，在诉讼程序上不仅能保障量刑的公正，增强刑罚适用的透明度，而且能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需要，对保证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公正永远是法律的灵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因此，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已是时代的趋势。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是法律监督的的一项重要职能，加强和健全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是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符合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只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法律监督权，强化对诉讼程序监督，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推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
作者：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游常庆
联系地址：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联系电话：0753---6616600
邮编：514300
赵东海
本文综述：新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在加强税收管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线稽查的工作人员，在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力求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在基层得以真正落实。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 核定方式 偷税 滞纳金 涉税犯罪移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新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已经在加强税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在税务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掌握和操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较好地解决，那么，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将难以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
一、关于核定征收方式的存在问题及建议
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税务机关对六种情形之一的行为有权采取核定其应纳税额，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对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 核定征收方式存在问题
1、核定征收方式确定条件的不足。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六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之处。⑴ “账目混乱”的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于到达何种程度才算“混乱”难以掌握和判断，实践中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容易发生争执；⑵ “成本资料”的范畴不明确。如入库单、出库单、投料单、月末在产品盘存单等，按照相关的会计制度，都属于成本核算中的有关资料，缺失上述资料的企业是否符合“成本资料、收入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这一条件难以认定；⑶ 对于“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缺乏具体解释，“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的定义未能明确。
2、核定征收方式条件的缺失。新征管法对适用核定征收的几种情形的表述中均未涉及税务机关对企业记假账、或提供虚假账簿、凭证资料该如何处理，这就必然会给一些企图偷逃税的纳税人以可乘之机。按照规定，只要企业设置有账簿，而且账目清晰，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齐全，税务机关就应该对其进行查账征收（企业采取两套账偷逃税款的除外）。如果企业设置的是虚假账簿、虚假凭证，尽管所反映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其形式满足了账目明晰、凭证齐全的要求，那么税务机关能否实行核定征收则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其虚假的账簿、凭证对其进行查账征收，大量税款将从这一政策漏洞中流失。
3、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保障。如果税务机关采用的是核定征收的方式，则不一定依据发票、账簿、报表进行计税。通常的核定依据方法包括：⑴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⑵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⑶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⑷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核定方法确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核定征收给税务稽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合适，难以有效保障征纳双方的合法利益。
4、核定依据欠缺说服力。在有关纳税信息方面，纳税人明显占据优势，因为只有纳税人才最清楚自己必须纳税的事实及实际收入和成本等纳税资料。由于征管技术、征管人员和征管费用所限，要求税务机关完全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是不现实的。正是税收征管中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完整、准确、可信的税务资料。可是，纳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往往会促使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以一些“虚假行为”来蓄意隐瞒信息或对信息进行“技术处理”，致使税务机关掌握的是虚假的或质量很低的纳税信息。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纳税人必然会更多地强调其经营情况的特殊性。加上由于税务机关内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税源监控部门，涉税信息的采集缺乏专业化、规范化、连贯性和时效性，这就造成税务稽查人员在运用核定征收方式时，难以找到使纳税人感到有说服力的参照物。
（二）完善核定征收方式的建议
1、对有关规定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加以明确，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方便基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避免实际工作中出现随意性。
2、对缺失部分予以补充，以减少政策漏洞造成的税收流失，打消部分纳税人借以偷逃税款的幻想，避免税收征管资料失真现象，提高相关数据对税源情况反应的可靠性以及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加强税源信息的采集分析，及时将部门信息、征管信息、财务信息进行比对，按行业、分类型制定核定征收的参考标准。
3、运用听证制度，使纳税人了解核定征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是否充分、正当，所运用的核定方法是否合理，而税务机关则可以根据涉税额的大小设置正式和简易两种听证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
4、建立辩论制度，即纳税人对核定的税款有异议的，有权辩论和质证，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确凿证据，税务机关应当尽快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促使纳税人提供更多的据以征税的真实情况，并使核定结果更接近真实。
二、关于偷税行为的问题及建议
（一）偷税行为存在问题
1、偷税认定的内涵过宽。根据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偷税行为采取正列举的方法，从会计账簿和纳税申报两个方面对偷税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但其表述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⑴从征管法条文的字面来看，没有漏税的字眼，会给人造成“非欠即偷”的误解，凡查补的税款都认定为偷税，从而把一些本该属于漏税范围的非主观故意的不交和少交税款的行为视为偷税来处理，使纳税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⑵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理解，只要纳税人不如实申报，那怕是不如实申报“一分钱”的税款，也是偷税，造成偷税认定的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⑶现实工作上漏税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公认的税收理论，漏税是指纳税人并非故意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纳税人有可能由于对税收法律法规的不甚理解或者粗心大意而导致应税收入确认、税率适用发生差错，从而造成税款的“不缴或少缴的”不良后果，即引发漏税。但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常常被偷税认定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的现象所困扰，影响税务机关的执法。
2、难以准确认定偷税行为。偷税行为的主观故意，无论在取证上还是在性质的认定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偷税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以欺骗手段获取特殊行业资格认定，享受税收优惠或获得退税资格，从而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目的。又如，有的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开户，隐瞒销售收入，逃避税务机关的监管；有的纳税人甚至利用因特网、电子商务等高技术手段，通过在网上发布商务信息、采取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不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从而大肆偷逃国家税款。
3、偷税行为的认定与财务会计制度的冲突。由于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因此对纳税人有的行为在客观表现上符合偷税行为的条件，但主观上是否具有偷税故意很难判断和取证。⑴纳税人按《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备金、减值准备金、折旧以及确认收入时，按税法规定则要做相应纳税调整。⑵如果纳税人出现应当作进项税额转出而未转出，应当视同销售计提税金而未计提，该进行纳税调整而未调整等情形，在会计制度上完全合法的，但按照税法规定则可能出现申报不实，不缴或少缴税款的情况。
4、偷税手段的列举外延过窄。法律的法定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罚无明文不处罚”，只有符合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举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否则就难以认定。这种完全式列举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⑴完全列举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容易产生疏漏，使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⑵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税法存在形式多样性和易于变动性等特点，如目前的会计电算化和电子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之全部外延。
（二）完善偷税行为认定的建议
1、修改税收征管法，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轻处理。既然漏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法律法规上作出相应的规定，包括漏税的构成条件、应当承担的经济或法律上的责任等等，通过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而填补法律的空白，从法律上明确区分偷税行为和漏税行为的界限，对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给予刑事处理，对漏税行为纳入税务行政处罚的范畴。如果不这样，税收工作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下述现象：⑴一些漏税被当成是偷税从严处治、使违法者承担不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执法的公平与合理。⑵一些漏税被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予处罚”的原则免受法律制裁，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以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效率，体现执法的刚性。
2、采取明晰内涵、概括外延方式规定偷税行为。针对新征管法对偷税的规定内涵过宽、外延过窄的实际情况，修改征管法，尽量对偷税的内涵予以明晰，能量化的就量化，如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这种偷税行为，就要把虚假的方式明晰为那几种情况，尽量以正列举方式来明晰，做到一目了然，便于操作。对于外延不足的情况，以概括方式解决，并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偷税行为的变化情况，以补充列举方式解决完全列举方式列举不足的弊端, 能防止挂一漏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周密性,新出现的、高科技的偷税方式都能纳入偷税范围, 这种立法方式将可以适应税法的多变性和更接近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可以大幅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刚性。
3、逐步减少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两者尽量融合。有关部门在修订税法和制定财务会计制度时，要注意减少两者的差异，尽量减少纳税人由于财务处理与税法差异需纳税调整的情况，减少纳税人客观出错的机会，降低纳税成本，最终达致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成本的降低，给纳税人提供依法纳税的机会和便利。
三、关于加收滞纳金的问题及建议
（一）加收滞纳金存在的问题
1、加收滞纳金难。从新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看，征收滞纳金工作的好坏反映了新征管法的严肃性，也体现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滞纳金征缴过程执行难的问题非常突出：⑴部分税务人员以及纳税人对征收税收滞纳金认识不够。有些税务人员、纳税人错误地理解了滞纳金的概念和性质，将滞纳金看作一种处罚，认为对纳税人既打又罚不合理。其实，加收滞纳金是纳税人因占用国家税金而应缴纳的一种补偿，而不是行政处罚。这些有法不依的行为削弱了税法的刚性，使得部分涉税违法者感到违法成本低廉，以致形成故意欠税的恶性循环。⑵滞纳税款计算存在难度。例如加收滞纳金以流转税为依据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期缴纳税款，一旦延误，就应该加收滞纳金。如果说纳税人当期税款延迟缴纳，这笔滞纳金计算还简单的话，那么在一年中每月有笔收入少缴或不缴流转税，计算这个滞纳金就变得相当复杂了，稽查局往往是一查几年，计算滞纳金更复杂，工作量更大。这也使一些税收征管人员产生了畏难情绪。⑶滞纳时间难以认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偷税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对偷税行为加收滞纳金的计算起止时间为，从税款当期应当缴纳或者解缴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之日止。而新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税收征管法及本细则所规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期限的最后一日；在期限内有连续３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所以说，税法确定的纳税期限不一定是固定的某一日。如果查获企业偷税每月都有发生，滞纳金的起始时间势必要查日历来得到，并且要注意节假日期间的休假日是否影响纳税期限。如果是前几年的偷税，还要查历年的日历。这样计算的滞纳金，税务稽查人员不但增加了工作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容易出差错。一旦发生有关滞纳金的行政诉讼，极易使税务部门处于尴尬境地，这导致了一些税务人员不愿征收滞纳金。
2、税收滞纳金过高的征收比例与其“补偿”性特征不相符。新征管法在实质上已经将税收滞纳金界定为“补偿金”。那么作为一种“补偿金”，按照一般的经济法律原则，其补偿额应当与其给对方造成的损害（含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基本相当，不应该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如果显失公平，按理当视为无效。而我国现行的税收滞纳金制度规定的滞纳金的征收比例却高达每日万分之五，换算成年征收率则为18％（365×0.5‰），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左右。这一种“补偿”显然可以视为“显失公平”，应当被视为无效。也就是说现行的税收滞纳金根本就不能看成是补偿金，它除了补偿成份之外，还具有相当的惩戒与惩罚成份。
3、税法对滞纳金的计算问题规定得不全面。滞纳金应当如何计算？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考虑，这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要真正计算加收滞纳金了，却又实在地成了问题：滞纳金该加征到何时呢？也就是说滞纳金的终止日究竟该如何确定？是只计算到税务人员到单位实施稽查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稽查资料移交审理之日？是计算到审理人员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税款最终入库之日？应该说加收到税款入库之日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妥之处，主要是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稽查审理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长达半年乃至更长，这对纳税人来说，滞纳金负担将会因审理时间延长而加大加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纳税人可能很愿意将相关税款尽早入库主观上已经没有继续延迟纳税的过错，但因为程序上的原因，却仍然必须承担额外的滞纳金负担。这显然不妥。
（二）完善加收税收滞纳金的建议
1、用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检查力度，坚决堵塞税收漏洞。信息化使税务管理走向规划化、标准化，但过多的环节、繁琐的手续，又常常使纳税人感到办税太麻烦。要充分体现税收工作的服务理念，发挥税收信息化潜在的优势，提高办税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建立电子缴税信息系统，使税务机关在当天就可以了解企业账户透支情况，及时电话催缴。税务部门应尽快开发出一种高效简便的计算程序，对滞纳金实行简便计算。对滞纳时间在一个月之内的，按日加收滞纳金，一个月以上的加收一个固定比例的滞纳金，达到计算上既简便又合理的目的。税务部门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查补税款及滞纳金计算软件的开发，把对加收滞纳金内容的检查列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同时，对应加收的滞纳金实行强制执行，让欠税的纳税人切实感到拖欠税款的代价。
2、进一步下调滞纳金的征收比例。虽然新征管法已经大幅度下调了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但是滞纳金的加收比例仍然很高，甚至比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滞纳金也高出了近4 至5个百分点。过高的滞纳金征收比例已经让纳税人不能承受。纳税人不能承受，但又不得不承受。结果会如何呢？纳税人可能会选择不法手段如偷税逃税、不按照正当渠道办理注销手续即关门走人，甚至还可能发展为直接对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纳税人破产。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结果对经济发展与国家税收收入都没有任何利益。因此，从经济决定税收看，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下调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最佳的选择是与银行利率挂起钩来。
3、滞纳金时间的计算应扣除一些不应由纳税人负担的时间。如从现阶段稽查实践看，从通知企业查账开始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规定的缴税期限，这段时间应视作滞纳时间停止，不作为加收滞纳金情况处理，纳税人不负担税收检查期间的滞纳金。
四、关于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的涉税犯罪移送制度主要由新征管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一和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诸条款加以确立。其中新征管法第七十七条更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依法、准确、及时移送涉税犯罪案件，成为税收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现行税收征管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现存问题
1、偷税门槛过低，打击面较大。根据新征管法的规定，涉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涉嫌偷税、涉嫌抗税、涉嫌逃避追缴欠税、涉嫌骗取抵扣税款等案件，其中又以涉嫌偷税的发案率为最高。但目前偷税的起刑点过低，因此造成打击面过大。以广州为例，由于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偷税金额动辄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以偷税比例达到10%且1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行移送，税务稽查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都会不堪重负，从而直接影响到办案效率和质量，而且也会由于打击面过大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2、逃避追缴欠税定性模糊，操作困难。目前有关规定中对于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逃避欠缴的税款，而实施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以及如何掌握“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税款”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直接影响涉税案件的移送。例如，广州市某稽查局查处某公司少缴税款数万元，在向该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该公司没有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当该稽查局准备对其采取查封机械设备等强制措施时，该公司却将其名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用以抵债，且双方签订了财产转让合同，对于这种行为税务机关很难认定。
3、取证要求存在差异，有待明确。例如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形下有权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的行为又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应当进行移送。但这种税务部门通过核定方式定性的偷税案件，移送时大部分在证据方面都受到质疑。又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但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涉税刑事程序中则很难认可抽样取证的方式。因此，必须及时解决涉税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对涉税犯罪行为难以及时准确定罪的后果。
（二）完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建议
1、完善相关立法，便于实际操作。建议有关机关及时制定新征管法和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如：(1)针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提高起刑点，从而保证有关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重大涉税案件；(2)鉴于新的偷税手段的不断出现，建议更加全面地列举偷税罪的客观表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第5种偷税手段“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新征管法却没有认定这一手段为偷税手段之一；(3)针对逃避追缴欠税罪中“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在执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建议将该法条修改为“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2、健全有关制度，提高办案效率。税务部门应建立健全以下有关制度：(1)制定涉税案件专项检查办法。明确检查范围、选案标准、检查方法、工作要求等，以规范具体工作行为；(2)制定案源分析制度。税务部门应将掌握的资料信息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确定所查对象，制订切实可行的检查方案，提高选案的准确率；(3)制定信息传递交流制度。税务部门与司法机关应加强日常联系交流，凡需要告之的事项，要及时告之，并逐步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健全信息交换渠道，实现相互之间的稽查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查处涉税案件的现代化水平，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3、加强相互协作，提高打击力度。建议实现税警联合办案或公安部门提前介入，最大限度的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的入库。按照现行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涉税案件达到移送标准的，必须在整个税收稽查环节完成，直至税款入库后才可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但在实际案件查处过程中，由于税务机关无法对涉案嫌疑人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若单纯依靠税务机关追缴税款难度颇大，更有甚者嫌疑人在接到处理、处罚决定前就已逃逸，致使国家税款无从追缴。因此建议上级税务机关对相关规程进行修改。同时，应建立税、警、检、法联席会议制度，共同防范涉税犯罪的发生。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法律法规、取证要求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及时沟通工作情况、分析涉税犯罪的新动向和重大案情，研究确定整顿和打击重点对象，联合行动，协同作战，提高打击力度。
联系地址：广州市小北路54号 邮政编码：510045
试论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变化，司法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公正与效率在法学界和实务界上已备受关注，人民群众对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程序公正更是司法公正的聚焦点，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旋律，确保程序公正更是诉讼监督的重点，诉讼监督特别是对审判的监督尤为重要，因为法官是否公正审判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而且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影响到国家机关的威望。本文就如何加强对审判活动监督、促进程序公正略谈一些浅见：
一、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的关系
程序公正是依照法律开展的诉讼活动，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也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而其具有直观性，即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公正，也是诉讼程序内在的价值所在。法律赋予司法者的权力，就是体现在司法活动上是否公正、公开、公平执行法律。在审判活动过程中，法官是否依法作出正确裁判和适用法律，诉讼程序是否合法，架起检察官对审判活动全过程的监督职责。
1、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加强审判监督有制约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实不然，强化对审判监督与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我国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是为了保证法院依法公正依法行使审判权。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诉讼程序公正性就难以体现，法律就难以得到正确实施。所以，程序公正与审判监督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
2、审判监督是程序公正的前提
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只是检察监督权大小不同而已。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是有法律的依据。审判监督是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以国家监督者的身份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也就是通过以国家公诉人身份的检察官参与诉讼，对有犯罪行为的被告人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整个诉讼活动过程是否合法予以监督并提出纠正意见，对认定确有错误的生效或未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诉。使案件在审理中能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确保程序法的正确实施。
3、程序公正的实现需要检察机关监督来保障
目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律理论都认同，在诉讼中实现法律的正义，就是实现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程序公正是指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也是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应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基本要求，其核心是对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应予以尊重和保护。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庭审过程是在法官指挥下进行的，自由心证的思想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就难以避免产生，因而在实践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司法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公正是无言可谈的。导致这种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这也是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的重点和难点。维护诉讼程序公正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只有以监督来制衡，才能防止法官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因此，程序的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律内部生命。无论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还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都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任务。加强审判活动的监督，通过合法公正的诉讼程序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审判活动监督的现状
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刑事审判监督的职责，对庭审过程中的每一个诉讼环节是否公正合法的监督，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但是目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方面还缺乏立法上的依据和具体的操作程序 ，致使监督乏力，收不到良好的法律效果。
1、审判监督在立法上尚不明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对监督活动是通过公诉人参加诉讼活动对庭审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由于公诉人忙于就实体法的事实和罪名进行指控、举证、答辩，对监督只是流于表面形式。所以，以人民检察院为主体的监督是用什么方式和程序来操作，对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又如何监督，在法律上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意见是否能被法院接受并执行，也是很难保证。若不接受，应如何处理，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对自诉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如何来实现监督，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是限制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开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2、公正执法意识不强，监督不力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制约上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力度还相当薄弱，当前还存在着重审查、多配合、轻监督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怕影响关系，怕伤感情，怕以后工作不配合等消极因素，致使对诉讼过程的监督存在于表面，流于形式，出现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力度疲软现象。
3、监督措施不到位
国家权力的实现必须以一定手段和措施来保障。没有处分权是检察机关审判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仍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使监督权的行使空间有限，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只能对审判人员构成犯罪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对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能发出检察建议或口头、书面纠正违法意见，被监督者不答复、不纠正，检察机关就束手无策。因此，对有违法的行为没有给予一定相应处罚，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就难以落实，程序公正也难以得到实现。
4、监督途径与方法简单、抽象
当前对审判活动的监督途径与方法是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程序法的大框框规定，对监督的途径与方法缺乏明确的施行细则。当前对监督的内容主要有：a、法院对案件的受理有违反管辖规定的；b、法院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c、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d、法庭审理案件有违反法定程序的；e、有侵犯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f、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于上述内容，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派员出席法庭，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或是受理当事人和其他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以及庭审外的调查研究监督等。对违反审判活动提出口头纠正意见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提出抗诉；对有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途径与方法在执行上过于简单、抽象，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和权威性，造成在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上无章可循，监督效果较差。
三、完善对审判活动监督的有效机制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司法公正越来越体现其重要性，而公正不仅要求司法者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还需要对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才能防止权力的腐败，保证司法权能依法运行。诉讼程序的公正同样需要法律的监督，制约其审判权的滥用，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列宁指出：“保证法律实施，第一是对法律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是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因此，作为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必须有完善健全的监督体系，才能保障程序公正和法制的权威。
一是完善审判活动的监督立法。诉讼程序是诉讼活动的准则。只有在立法上保障程序公正，制定出规范的、合理的、科学的法律规定，司法者在实施法律时才有法律依据。负有立法的权力机关应尽快对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活动监督的内容进一步加以明确，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或是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以补充法律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虽然检察机关拥有检察建议权，但在立法上还不具有约束力，也即是没有强制性，法律上又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监督的处分权，使审判监督工作开展不深入，难以付诸兑现。因此，建议增设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的处分权，也就是当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不纠正违法行为以及违反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时，检察机关应享有检查权、调阅案卷权、审查权、调查取证权、出席庭审权等以及作出其他处理的权利。同时应规定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有权发表和提出建议，进行监督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活动是否合法。所以，权力的行使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否则就会失去控制，必然产生腐败。笔者认为，只有制定公正、科学的诉讼立法，规范诉讼程序的活动，明确界定审判监督的内容、职权和具体程序，才能体现法律上的公正。
二是转变执法观念，树立检察监督权威。执法观念的转变，就是要求检察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条件下，突出体现程序公正优先的执法观念，以适应新形势下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行使监督权，应坚决予以履行，树立监督权威，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对于不接受监督的或一切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严肃法纪，予以制裁；对触犯刑律的，坚决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以防止法官滥用职权，妨害程序公正。同时对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案件监督制度，完备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监督权滥用，保证案件在诉讼程序上依法运行。
三是推行量刑建议制度。量刑建议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是属于公诉权的一部分。所谓量刑建议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向法院建议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而提出的具体要求。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望，量刑建议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采取的新举措，是检察机关发挥审判前一种必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公诉人在审判活动中提出量刑的具体建议，是实现审判监督新的有效的途径。不仅可以监督和制约法官对被告人量刑的偏倚，减少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等现象，促进法官公正行事。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依据，量刑建议的提出，能使法官在量刑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准确适当作出裁判。若量刑建议不被采纳，判决明显失当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所以，量刑建议制度的确立，在诉讼程序上不仅能保障量刑的公正，增强刑罚适用的透明度，而且能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发展的需要，对保证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公正永远是法律的灵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因此，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已是时代的趋势。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是法律监督的的一项重要职能，加强和健全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是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符合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只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法律监督权，强化对诉讼程序监督，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推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
作者：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游常庆
联系地址：广东省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联系电话：0753---6616600
邮编：514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