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公告2010年第43号（关于调整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管理措施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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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


萍乡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经济发展环境，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办事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和优化投资经营软环境的决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其它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机关、窗口服务单位，驻萍省属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　对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下列行为，实行责任追究。
　　（一）在行政执法，司法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１、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野蛮执法的；
　　２、履行审判、裁决、处罚、调处等职能过程中显失公正，甚至徇私枉法，构成错案的；
　　３、偏袒、保护社会邪恶、黑势力的；
　　４、违反规定查扣、处罚车辆的；
　　５、滥用权力，干扰和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的；
　　６、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７、擅自使用、损毁或保管不当被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８、将政府职能转让给社会中介机构或其它单位，进行有偿服务的；
　　９、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处罚，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
　　１０、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或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１１、对投资者的投诉，不及时处理的；
　　１２、在履行法定职责时，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
　　（二）在办理行政审批、登记事项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１、擅自设置行政审批、登记项目或将登记备案变为审批的；
　　２、继续执行已经废止或撤销的行政审批、登记的；
　　３、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审批、登记等事项，审批单位拖延不办的；
　　４、在办理行政审批、登记、年检、认证、裁决等事项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
　　（三）在执行行政事业收费事项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１、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
　　２、继续对已经废止的收费项目进行收费的；
　　３、将应由服务对象自愿接受的咨询、检测、信息等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并收取费用的；
　　４、以召开会议、培训、考察、检查评比、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为名，强制服务对象参加并收取费用的；
　　５、经过中介组织向服务对象乱收费的；
　　６、收费时不开具合法凭据或不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不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
　　（四）在公务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１、工作不负责任，擅离职守，造成贻误工作或损失后果的；
　　２、工作中遇事推诿、扯皮、消极怠工、服务态度差的；
　　３、接受服务对象钱物、代币购物券，或吃、拿、卡、要、敲诈勒索的；
　　４、接受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玩乐等活动的；
　　５、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宴请的；
　　６、向服务对象摊派、索要赞助或无偿占用其财物的；
　　７、对企业实行强买强卖、强行承包工程、推销产品的；
　　８、向企业索要“保护费”的；
　　９、强行向服务对象拉广告，违反规定摊派订购书报刊物、音像制品的；
　　１０、强制服务对象接受不必要的指定服务，从中牟利的；
　　１１、违反规定要求服务对象报销各种费用的；
　　１２、对各种聚众阻工、向企业或客商敲诈勒索等行为采取放纵态度或制止不力的；
　　１３、有其它损害经济发展软环境行为的。
　　第四条　违反第三条（一）、（二）、（三）、（四）款所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人实施以下责任追究：
　　１、行政告诫、责令写出书面检查或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曝光、限期整改；
　　２、给予停职待岗、职务调整、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组织处理；
　　３、违反党纪政纪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４、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造成严重后果的，或是管辖范围内一年内投诉达五次以上并查证属实的，视情对责任人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
　　１、主动承认错误，并立即纠正违规违纪行为的；
　　２、主动挽回影响或损失，并及时向服务对象检讨的；
　　３、检举他人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４、有其它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情节的；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或加重处理：
　　１、个人年度内被投诉达二次以上，并查证属实的；
　　２、同时犯有本暂行规定第三条（一）至（四）款所列两种以上行为的；
　　３、认错态度差的；
　　４、对检举人、证人及管理相对人打击报复的；
　　５、有其它从重或加重处理情节的。
　　第七条　责任追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分级负责的原则实施。特殊情况，上级机关有权直接对下级部门、单位负责人或责任人进行追究。对违反本暂行规定第三条行为不予追究的，将追究部门或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八条　本暂行规定由中共萍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萍乡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７日
　　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拟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据报道,这一建议的要点是:一、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有期徒刑最高刑延长至40年；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为无期徒刑流放。他还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作相应的调整(3月3日《新快报》)。

　　之所以要提涨官员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现行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代表认为,是因为“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购买力”比较,那么,现行刑法规定的官员贪污受贿5千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也应提涨到5万元以上才能立案追究了。还有,以收入、购买力等“财产性”指标为导向,那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中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别显著,看来也无法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贪腐犯罪追诉和处刑标准。各地只能各自为政,自行确定标准。

　　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官员贪腐犯罪的本质属性,没有顾及当前国家的反腐败大局,也没有注意到某一类犯罪标准修改与其他犯罪的综合平衡。

　　事实上,对涉及财产、财物的犯罪采用较具弹性的“数额较大”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常态,确实与国家疆域辽阔、差别性大等“国情”因素有关。比如盗窃等罪主要危及财产权益,损害等值财物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各地,其实际危害确实不同。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反腐败乃至确立官员的贪腐犯罪和量刑标准,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水涨船高或者地区差别?这又必然涉及我国刑事法律为何要对官员贪污受贿罪的财物数额坚持一个标准的问题。

　　其实,立法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强调反腐败不能有“地区差”,不能说发达地区官员的贪污受贿数额高一些可以容忍,标准应该同步调高；而贫困地区对官员的要求则更应严格。要知道,贪污受贿犯罪虽也涉及财产,却不是纯粹的财产犯罪。官员贪腐严重不仅损害政府公信,也侵害到公民的整体利益,岂是几千元几万元涉财“数额”可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将刚性标准修改为弹性规定,搞水涨船高式的波动调整,着实不是明智、科学的选择。

　　应当注意到,相对于近来不断有人对官员贪腐数额标准给予较多的关心和关注而言,“两会”代表、委员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百姓涉足的偷盗行为。在刑法上,盗窃原本一直是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改时,为了“从重打击”的需要,法律上还特地增加了虽然数额不大但“多次盗窃”的,也可以定罪的规定,而刑法修正案八更取消了入户盗窃、扒窃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则早在10多年之前对普通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作出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发达城市,对于普通盗窃行为也以2000元作为犯罪的起点,全国发达城市也大致如此,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数额标准的提涨。

　　我们以盗窃罪这样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后者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目前法律上定为5000元以上,恐怕已经不能算低了。而现在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早已突破了刑法的明文规定,把实际涉嫌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了2万元甚至5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背离了我国法律的立法宗旨和明确规定,需要依法予以监督和纠正。

　　官员贪腐与百姓盗窃,其实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都应依法予以制裁。当人们单独观察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时,常常会认为与时俱进、适当“涨价”不无道理。但定罪标准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需要通盘考量的整体,各种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不能厚此薄彼、轻重失衡。

　　此外,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