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153号）
《〈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业经2006年9月5日市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赵建才
二○○六年十月十一日
《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和管理,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工作: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城市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参与编制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三)负责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
(四)负责城市道路绿化植物及设施的养护管理;
(五)负责公园、动物园、游园、绿化广场等公共绿地的监督管理和其他绿地管理的监督与指导;
(六)按有关规定负责园林绿化企业的资质管理;
(七)监督、指导风景名胜区的园林绿化工作;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区(不含上街区)人民政府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在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辖区内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按照《条例》及本细则规定的权限,负责查处违反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和管理规定的行为。
城市规划、建设、市政、国土资源、房产、财政、水利、林业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稳定的专业技术队伍,提高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水平。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经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并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原批准程序报经批准。
第六条 城市园林绿化的规划与建设,应当充分体现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突出科学性和艺术性,以植物造景为主,乔、灌、花、草合理搭配,注重植物多样性,发展乔木和乡土树种,引进适合本地区生长的园林植物,加大科研推广力度,建设园林精品。
城市道路行道树应当优先选用遮荫效果良好的树种。
第七条 城市建设项目的绿地指标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公园、游园绿地率不低于70%,绿化广场绿地率不低于60%;
(二)新建居住区(含居住区、小区、组团,下同)绿地率不低于30%,其中居住区内公共绿地面积应当符合国家《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规定的标准;
(三)单位庭院绿地率不低于30%。其中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5%;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除绿地率指标不低于30%外,还应根据国家标准设立不少于50米宽的防护林带;
(四)城市道路主干道绿地率不低于20%,次干道绿地率不低于15%;
(五)城市建成区内铁路、河渠两侧的防护绿地,宽度不低于30米。
前款(二)、(三)、(四)项所列建设项目属旧城改造项目的,绿地率指标相应降低5个百分点执行。
第八条 居住区建造的公共绿地应当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有关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不计入居住区公共绿地面积。
第九条 鼓励社会单位和个人采取多种绿化形式进行城市绿化。
除平面绿化外,建设项目采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绿化形式绿化的,可以按照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折算绿地面积。
第十条 在旧城改造中,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同意、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降低绿地率指标的,绿地率不得低于规定标准的70%,其差额部分由建设单位按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缴纳补偿费用。
易地绿化补偿费用必须全额用于易地绿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挪用。
第十一条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对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进行跟踪管理,建设单位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二条 公园、游园、绿化广场、风景林地、干道绿化带及单位、居住区公共绿地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应当报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备案。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将验收结果报市或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在按规定程序审批时,应当有市或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参加审查。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应当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并与主体工程统一安排施工,在不迟于主体工程建成后的第二个绿化季节完成绿化任务。
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备案手续时,应当提交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出具的配套绿化工程认可文件。
第十五条 公共绿地、风景林地、城市道路绿化带及其行道树等城市公共绿化建设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公共绿化列入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筹措必要的资金,保证城市公共绿化的建设需要。
城市建设项目配套绿化工程的建设资金,列入工程总概算,由建设单位负责筹措,建设费用标准不得低于每平方米100元。
第十六条 鼓励社会单位和个人投资城市公共绿化建设,鼓励认建、认养公共绿地和道路绿地。
社会单位和个人投资城市公共绿化建设或认建、认养公共绿地和道路绿地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可采取授予其冠名权、颁发荣誉证书等多种形式予以表彰和奖励。
认建、认养公共绿地和道路绿地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与养护责任单位签订认建、认养协议书。认建、认养协议书由养护责任单位报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绿地管理
第十七条 城市绿地养护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行道树及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养护责任;
(二)单位附属绿地、单位管界内防护绿地、自建公园由该单位负责;
(三)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绿地,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管理单位进行管理;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落实养护责任;
(四)生产绿地由经营管理者负责。
第十八条 城市绿地的养护责任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绿化养护技术规程,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园容整洁、优美,设施完好。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九条 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行道树及绿化带的养护经费,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予以保证。其他绿地的养护费用由养护责任单位负责筹措。
第二十条 沿街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责任区内花草树木和绿化设施的维护工作,对破坏花草树木和绿化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制止和举报。
第二十一条 《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对等补偿,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就近在同等地价地段范围内建造不少于被占用绿地面积、不低于被占用绿地标准的绿地;
(二)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就近建造的,应当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缴纳补偿费用,用于易地绿化。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占用单位或个人应当与绿地养护责任单位签订临时占用绿地协议书,并按规定缴纳临时占用绿地补偿费。临时占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并在期满后由占用单位或个人按原样恢复绿地;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游园内设置经营性游乐设施和举办商业性活动。
严格控制在公园、动物园、风景名胜区、绿化广场、河岸绿地内举办商业性活动和设置游乐等经营性设施。
第二十四条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按照下列程序和权限审批:
(一)在本市市区建成区范围内,需要临时占用公共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的,由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并负责审批;
(二)在本市市区建成区范围内,需要临时占用单位、居住区附属绿地,由区(不含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受理申请,签署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批;
(三)在县(市)、上街区城市建成区范围内,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由县(市)、上街区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并负责审批。
第四章 绿化植物和设施的管护
第二十五条 依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颁发的砍伐、移植树木、绿篱和拆除花坛、花带、草坪的许可证的有效期为十五日。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应当按规定对树权人予以补偿,并按下列标准在本庭院或本地段就近补栽:
(一)砍伐胸径50厘米以上树木的,每砍伐1株补栽10株;
(二)砍伐胸径20厘米以上、50厘米以下树木的,每砍伐1株补栽5株;
(三)砍伐胸径20厘米以下树木的,每砍伐1株补栽3株。
补栽的树胸径不得小于5米,并保证成活。
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补栽或补栽达不到本条第一款规定标准的,应当按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缴纳易地补栽费用,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补栽。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的行为,《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从其规定;未规定处罚的,按本章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或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按照《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权限分工给予下列处罚:
(一)城市绿地养护责任单位未按绿化养护技术规程养护,造成绿地严重损害,责令改正,并可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二)临时占用城市绿地期满后,未及时按原样恢复绿地的,责令限期恢复;逾期仍未恢复的,处以应缴纳临时占用绿地补偿费3倍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
(三)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补栽树木的,责令限期缴纳易地补栽费用,并可处以易地补栽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在城市园林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管理权限的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降低绿地率指标批准建设项目有关手续的;
(二)为城市绿化未达到标准的建设工程出具认可文件或办理竣工备案手续的;
(三)挪用、截留公共绿化工程建设资金、易地绿化补偿费、树木易地补栽费和其他资金的;
(四)违法收取易地绿化补偿费、树木易地补栽费的;
(五)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贿受贿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城市绿地绿线的管理和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理,按照《郑州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和《郑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1993年3月9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市人民政府令第35号)同时废止。
专利权的例外之适用
——评伊莱利利公司诉甘李药业有限公司案
张新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案情概要】
原告（上诉人）：伊莱利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甘李药业有限公司
1990年2月8日原告伊莱利利公司申请发明专利,名称为“含有胰岛素类似物的药物制剂的制备方法”, 2003年3月26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96106635.0。
2002年，被告甘李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药监局）提交了“双时相重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75/25”药品注册申请， 2003年6月就该申请取得了临床研究批件，在诉讼期间,2006年1月取得药物注册批准文号的批件。临床申报资料中的制剂处方记载，该药物的活性成分是赖脯胰岛素。
原告认为：被告已经取得了生产批件，而且在此之前被告已经通过网络宣传其申请的上述药物，其行为性质属于即发侵权和许诺销售，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2005年4月13日，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甘李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开支81万元。
经法院查明，伊莱利利公司96106635.0号专利权利要求2所公开的产品即赖脯胰岛素。可以认定被告申报的上述药物中的活性成分是原告专利技术方案中指定的赖脯胰岛素。据此可以判断被告的上述药物落入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1]
【裁判要旨】
一审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认定,被告甘李公司制造涉案药品的行为并非直接以销售为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所规定的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被告甘李公司在网络上刊载有对“速秀霖”药品的宣传内容，但据此不能判断所宣传的药品是使用了原告伊莱利利公司的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也不能证明被告甘李公司实际生产了用于上市销售的涉案药品，故不支持原告伊莱利利公司主张，即被告甘李公司的涉案行为构成即发侵权和许诺销售。法院驳回伊莱利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伊莱利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主要理由是：（1）甘李公司申报的被控侵权产品是使用伊莱利利公司享有专利权的方法生产的，其申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放市场，因此构成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伊莱利利公司专利方法的侵权行为；（2）甘李公司在其网站上对依伊莱利利公司专利方法获得的产品进行了宣传，属于做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构成许诺销售或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认为，伊莱利利公司的96106635.0号发明专利权有效，被控侵权产品“双时相重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75/25” 落入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告甘李公司就被控侵权药品提出注册申请，经药监局批准进行了临床试验以检验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甘李公司上述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和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的要求，而不是在本专利有效期内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伊莱利利公司96106635.0号专利方法。甘李公司在专利权的期限内被告也没有从事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伊莱利利公司的上诉主张，即甘李公司的药品注册申请的行为侵犯其专利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外，《专利法》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许诺销售其专利产品或者许诺销售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其目的在于，尽早制止被控侵权产品的交易，使专利权人在被控侵权产品扩散之前就有可能制止对其发明创造的侵权行为。许诺销售以销售产品为直接目的，由于伊莱利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甘李公司在96106635.0号专利权保护期限内从事或可能从事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伊莱利利公司关于甘李公司的宣传行为构成许诺销售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以“即将实施”为前提条件，“实施”的状态应是可能的、即将发生的。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专利权保护期内从事生产、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现实可能性，故伊莱利利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相应的依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法理评析】
上述案件争议的焦点有二：其一,原告对涉案药品的网络宣传行为是否属于许诺销售或者即发侵权；其二,被告利用原告的专利技术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并进行临床实验和申请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本文分别评述之。
一、涉案行为是否属于许诺销售
法院查明，被告使用原告专利技术进行了临床试验，并且获得药品注册批准文号，被告2002年获准进行临床实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2006年1月获得药品注册批件。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管理法规，[2]原告并未进行该药品的任何生产经营行为。
被告获得生产批准文号后，已经具备药品生产上市的条件。但是法院采信的证据显示，被告并未生产药品并上市销售。被告没有“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产品”，也没有对相应的专利方法或依据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进行以生产经营目的之使用。
被告在公司网站宣传、介绍涉案产品的行为是否构成“许诺销售”？许诺销售从英文“offering for sale”译来，其含义是为销售目的而提供产品，或者为销售而发出要约的行为。在有些国家甚至将要约邀请视为许诺销售，包括免费向公众提供产品或者广告、寄送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等展示行为，少数人甚至认为展览、公开演示行为也属于许诺销售。《TRIPs协议》并没有给出许诺销售的定义，一般认为，许诺销售是发生在实际销售之前，即合同成立之前的意思表示；许诺销售的目的是为了销售或者缩小专利产品的市场范围，也就是具有生产经营目的；许诺销售可能毁损及专利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利益。我们可以理解许诺销售的行为包括要约或者承诺、要约邀请，甚者没有订立合同意图，但是行为可能影响专利产品销售的行为。
证据显示，被告的公司网站称其“研制的新药‘速秀霖’是新一代胰岛素制剂”，从该网站介绍上，公众只能了解到被告正在研发一种新药，该新药的成分和用途是一种胰岛素制剂，所适应的症状。网站宣传行为仅仅是对公司的研发能力的介绍，而且网站介绍的产品是一种并不存在的产品，对于该产品，被告是不可能进行要约或者要约邀请，因此不属于许诺销售。即使从某些国家界定的广义许诺销售的概念而言，向公众免费提供产品或者广告等展示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产品的潜在市场和消费群体，从而使专利所有人的利益遭到损害。本案中被告的网站介绍，既没有为了销售而进行广告宣传，也没有展示该药品，更没有实际生产药品。因为对于某种产品的广告宣传需要明示该产品，而且我国药品注册管理法也禁止发布未取得药品注册文号和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的产品。[3]该行为不可能对专利所有人的潜在销售渠道造成影响，所以很难谈到许诺销售的问题。从文义解释或者目的解释的角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对于“许诺销售”的解释都很恰当。
至于“即发侵权”，一般认为是侵权行为尚未发生但存在着发生的危险，或虽然已经发生但尚未产生一定损害结果的行为。即发侵权是因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在《TRIPs协议》中规定了防止侵权请求权。即发侵权虽然突破了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但是即发侵权也必须是即将实施侵权行为，如果不制止将实际实施侵权行为或者损害后果就会发生，侵权行为或者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可预测的、现实的；即发侵权的行为人主观上也具有过错，具有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或者过失。
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具有实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之五种行为的可能性，所以也不存在专利权受到侵犯的现实危险，即不存在“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判决书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即将侵犯专利权是正确的。
二、临床实验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这个问题是本案的难点所在。因为被告的网络宣传行为不构成侵权，因此该行为的前一过程——临床实验使用原告专利技术的行为和申请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行为如何定性就成为本案的关键。
在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获得专利和上市许可的过程。
药品与人类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为了事前保障用药安全，需要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进行系统评价，这是药品行政许可制度的主要内容。从药品行政许可的角度把药品分为两种：一种是新药，发现新的药物成分，经过临床前动物实验，以及经药监局批准进行的人体临床实验，临床实验合格后才能获得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另一种是仿制药，仿制药生产商依照已经被批准上市的药物成分进行仿制生产。尽管仿制药获得上市许可不像新药那么复杂和漫长，可也要通过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审查后才可以生产销售。根据《仿制药品审批办法》，仿制药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生物制品规程》），而且与被仿制药品的各项测试对比一致，并报送生物等效性试验资料。因此仿制药生产商也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临床实验以获得审批所需的资料信息。
因为新药含有还没有作为药品使用过的物质，或者已经使用的药物成分发现了新的适应症，所以该新药就具有了专利法上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制药公司会为这些药品申请专利。当这些药品的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具有药品生产资格的公司就可以根据药品标准来生产这些药品。由于药品的销售价格和原料价格之间的差距，而且仿制药不需要支付研究开发费用，在向药品监管机构申请生产批号时，只进行小规模的临床实验来证明仿制药和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同即可。因此仿制药生产商即使以远远低于原来新药的价格销售也可以赚取利润。而新药的生产商则尽力争取用法律手段保留药品的市场独占性。
为了获得生产仿制药的生产批准文号，仿制药生产商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临床实验来获得资料信息。毫无疑问，当新药的专利保护期限届满之后，该种药品可以被自由地仿制生产。然而，有些仿制药的生产商希望在新药的专利期限届满之前完成临床实验和审批所需资料信息的报送工作，这样，就可以在新药的专利期限届满时立刻获得药品生产许可，并生产该种药品上市销售。
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获得和提供药品或者医疗设备的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进行必要临床实验就会使用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该种使用是否侵犯专利权？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属于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而使用专利，根据《专利法》第63条第1款第（四）项，该行为不被视为侵犯专利权。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行为不属于“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但是，该行政审批本身和为了行政审批而进行的必要实验都没有“生产经营”的目的，因此不属于《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制造、使用”专利技术的行为，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行为以生产治疗药品去上市销售为目的进行临床实验，并申请生产批准文号，而使用了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侵犯了专利权。
在第一种观点中，对于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而使用专利，国际条约和多数国家的专利法都将其规定为侵犯专利权的例外行为，以鼓励科学研究自由和促进技术创新，我国也是如此。一般认为，专利发明的实验使用目的是为了验证专利描述的功效和准确性，或者不发生商业影响地使用专利。没有营利目的使用专利技术和侵犯专利权的效果是不同的，实验使用例外最重要的目标是为了防止科学技术进步受到干扰。[4]它体现了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利益和专利权人私益之间的平衡。
实践中，对《专利法》第6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的“专为科学研究、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涵义存在两种解释。一种作严格解释，认为其范围仅仅限于对专利技术本身进行研究实验，其目的是了解专利技术的性能和效果，确定实施专利技术的最佳方案，探讨如何进一步改进专利技术等。另一种是作宽泛解释，即根据《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使用专利技术。[5]该条是对专利权人的权利内容的规定，如果做反对解释，也就是对专利权人以外的任何人的义务的规定，即以生产经为目的使用专利的行为，即使和科学研究或者实验有关的行为，也构成侵犯专利权，因此该条构成判断专利侵权行为的基础。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中除了主体要件外还必须具有过错和行为要件。过失的判断依据是二个：一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具有营利目的，二是从事了禁止的行为。其行为包括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行为。这种解释在适用法律上的效果和第二种意见相同。
在其他国家，判断实验使用例外的标准也缺乏一致意见，往往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自由裁量的标准则因很多因素而变化，其边界并不十分清晰。[6]德国、日本及1984年以前美国的判决都将临床实验和行政审批行为视为不侵犯专利权。
在1984年以前，美国法院认定的实验使用例外抗辩专利侵权的标准比较宽松，也就是实验使用在本质上不得具有商业利用的目的，[7]除非实验使用的行为在商业上削弱了专利权人的市场份额和收益。[8]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法院的判决中对于以实验使用例外抗辩的认定标准趋于严格。这种转向是以联邦巡回法院对于Roche v. Bolar案[9]的判决作为标志的。该判决表明了联邦巡回法院的观点，即无论什么侵权行为，只要有任何潜在可能的商业意图，都不能适用实验使用例外原则。[10] 其他发达国家也逐渐采纳了美国的标准，即为药政审批所需信息进行临床实验的使用专利技术的行为不再属于实验使用的范畴。因为制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商业利益和商业目的充斥于制药公司的所有行为中，“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只是制药公司直接商业利益之外客观的社会结果。因此，大多数医药产业发达的国家对于“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的使用专利”之例外的范围采用了狭义的解释。
如果采狭义解释，则本案中被告不能够以“实验使用例外”抗辩。法院判决也没有认可其行为的“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而是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经批准进行了临床试验以检验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有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和药监局关于药品注册的要求，而不是在专利有效期内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涉案专利方法。被告也没有从事生产、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被告的临床实验使用原告的专利技术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从现行的专利法理解，法院判决适当。从文义解释的角度，“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目的”的使用专利技术的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Rebecca Eisenberg系统地阐述了实验室用例外的认定标准[11]：（1）出于智力上的好奇和兴趣，对专利发明的研究性使用，以检验专利权人对于专利的权利要求是否与说明书一致。（2）研究使用人本身不是专利技术的商业消费者。（3）该行为不能缩小专利权人的销售渠道或者减少其可能的消费者。当然，专利权人无权禁止该发明领域内后续研究中对于专利发明的使用，这种使用可能对专利技术有所改进，或者找到为达到相同目的的替代方法。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在事实明确后，可以授予专利权人一种合理的权利，使其获得研发专利发明所支出的最初费用的足够回报。因此法院没有依据《专利法》第63条判决，被告的行为不是纯粹为了检验专利技术的准确性，其临床实验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药品注册批号，其间接目的却是药品上市销售。法院而是采用解释《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是否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因为这种临床实验的测试行为不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基本上并无害于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是侵权行为。
但是，这样解释也存在两个有待商榷之处。一是专利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权，权利人的权利即是他人义务之边界，权利是一种自由，一种在公共利益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应当依据专利权人的私益为中心作合理解释，而不能依据公共利益为中心解释。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明确的公共利益目的才可以构成对专利权人行为的限制。二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该解释过于宽泛，几乎《专利法》第63条等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成为具文，凡是有营利目的即是侵权，反之则不侵权。法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但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体制，而且这种宽泛的解释可能损及法律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而且，尽管为了行政审批的测试行为不具有生产经营的目的，但是这种实验的结果是为了最终的仿制药上市销售，可以说具有间接的商业目的。
第三种观点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专利法》的目标绝不是剥夺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的治疗机会，尤其因药品价格过高被排斥治疗。就仿制药生产商的临床实验和报批行为而言，尽管其间接目的是药品的上市销售，但因仿制药的价格低，对消费者有利，对公共利益和公众健康有益，所以不能视为侵权。但是对于第一、二种意见，就法律解释而言也不够周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专利权的例外。
三、专利权例外的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