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严禁假借抗震救灾名义开展促销活动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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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严禁假借抗震救灾名义开展促销活动的紧急通知
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严禁假借抗震救灾名义开展促销活动的紧急通知
6月4日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针对近期少数零售商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灾区重建、踊跃捐款捐物的时机，假借“抗震救灾”、“为灾区人民祈福”等名义，搞虚假宣传，违法违规开展商品促销活动等情况，发布了“关于严禁假借抗震救灾名义开展促销活动的紧急通知”。正文如下：
商务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
严禁假借抗震救灾名义开展促销活动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四川及周边地区发生地震灾害以后，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保障了市场供应，维护了市场稳定；广大零售商从大局出发，积极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为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期少数零售商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灾区重建、踊跃捐款捐物的时机，假借“抗震救灾”、“为灾区人民祈福”等名义，搞虚假宣传，违法违规开展商品促销活动。这些行为既干扰了抗震救灾工作、影响了人民群众奉献爱心的热情，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流通企业的形象。为规范零售商促销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规定，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严禁假借抗震救灾名义开展促销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迅速组织专项检查。对于假借“抗震救灾”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虚构赈灾募捐事由、虚假打折、虚假促销等欺诈活动，骗取钱财、坑害广大消费者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二、督促商家立即开展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要积极整改，整改结果及时报当地商务主管部门。
三、规范“义卖募捐”、“按比例捐赠营业额”等行为。对于已发生的，要督促商家按程序转交募捐款物，并公布于众。涉嫌违法违规的，要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四、要加大对违法违规促销行为的曝光力度，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教育和提醒广大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表达爱心。
五、要切实负起责任，层层分解任务，确保落实。重大情况要及时报送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务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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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改革中制度建设的一些法律思考
——从一件“民事公诉”案件谈起
内容提要：本文从一件有争议的“民事公诉”案件的介绍开始，对“民事公诉”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界定。从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司法的独立公正、司法的统一、权力的监督制约五个方面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质疑，并且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到了改革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改什么和怎样改）和三个方面（对象、目标和途径），最后结合本案从制度建设与法律权威、制度完善、程序正义、改革路径、权力制约等五个方面的关系作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民事公诉 司法改革 制度建设
一 、一件“民事公诉”案件的介绍①
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陵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1997年至1998年，湖南娄底维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亚公司”）分批从巴陵公司下属的单位购买环氧树脂，货款总额为30余万元，在支付近10万元后，维亚公司认为产品缺斤少两，遂去函要求答复和解决，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维亚公司便没有支付余下货款。
1999年10月、12月，在巴陵公司催促下，维亚公司两次共付款3万元。此后，巴陵公司没有继续催交，维亚公司也没有自动返还。
到2003年5月，巴陵公司中断债权主张近3年半，已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2003年5月28日，岳阳市云溪区法院人员在云溪区检察院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娄底，向维亚公司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
诉讼标的正是这笔欠款。出人意料的是，起诉书的原告并非巴陵公司，而是“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检察院”，甚至起诉书上连“原告”的字眼都未出现，而代之以“起诉机关”。
起诉书称，巴陵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未能积极追讨被告则有意不还，无理拖欠，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我院为避免国有资产不受侵犯，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国有资产237250元及逾期利息”。
此前，云溪法院冻结了维亚公司的两个基本账户和银行存款，维亚公司同外界资金往来立即捉襟见肘，经营大受影响。同时，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将维亚公司6000元存款扣划至法院。云溪检察院则多次要求查阅维亚公司帐本，遭拒后办案人员多次施压，说检察院及时原告也是法律监督机关，维亚公司作为被告必须配合等等。
经过一番周折，7月1日，这起案件在云溪法院开庭审理。截至笔者写此文时，岳阳市云溪区法院为对此案做出判决。
二 、“民事公诉”的界定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没有民事公诉制度。了解民事公诉制度需首先知道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同样也没有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根据西方几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我国学者们的研究，笔者眼中的民事公诉及相关制度基于以下描述：
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的一部分，公益诉讼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一方面因为中国公益诉讼的满目疮痍，另一方面通过公益诉讼来保护社会利益已成为发达法治国家的显著动向②，再加上中国现实中面临的种种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况层出不穷，更需要我们尽快研究，建立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等。在古罗马时期，公益诉讼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不足相联系的，由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不足以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授权市民起诉违法行为。
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活动的制度③。按照现代诉讼分类，公益诉讼应分为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上刑事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刑事公诉活动，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公诉活动，世界各国皆有，不必赘述。而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与前文所提民事公诉在内涵和外延上是有所区别的。民事公诉特指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由此才被称为“公诉”，实质仍然属于民事诉讼，亦非双关。
由以上分析，我国法律制度中欠缺的是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普通公民、组织都会因原告不适格而无法提起诉讼。公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就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保障，而只能向有关行政机关反映，如果行政机关置之不理，司法机关也不能管，违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会大肆横行。
多年来学者们有关公益诉讼的讨论中，除部分是民事公益诉讼之外，绝大部分还是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如“乔占祥状告铁道部案”、“金喜奎状告杭州市规划局案”等（当然皆因“缺乏法律依据”寡淡落幕或因“无权代表”不予受理终结）。也不乏民事公益诉讼的，如“砸大奔”、“三菱车事件”以及各地检察机关的试探性诉讼等。当然本文中“公益”一词更多的还是指国家利益，其实“公益”的涵盖面远较国家利益宽广，不仅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有防止环境污染、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其他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未能成行，但屡有一试身手者，都因现代社会中，公权力的行使有时很易对社会公共性造成损害，该制度在日美等国家发育最为成熟，概念界定也比较清晰，其诉讼明显具有预防性质，既不需要公益侵害现实地发生，只要根据相关情况能够合理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就可提起诉讼，也是对公民社会公共性权力的司法保护，也是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④。
近年来，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诉频频出现于报刊、学者著述之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除了会与原有体制相冲突外，也暴露出现行各种制度的缺陷、不完善之处。各类公司违规行为、垄断行为、证券违规操作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一些广告行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行为、破坏生态平衡行为、公害行为等），在无人起诉或行政部门分而治之或无人有诉权（诉权概念较混乱，但普遍指当事人适格和有诉的利益两方面）的情况下，就处于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状态，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诉制度的讨论应然而生。
部分学者在提到民事公诉时使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不易引起歧义的用语（如江伟、段厚省在“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一文，廖中洪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一文等）,而长期致力于这一制度研究的杨立新教授是将民事公诉与行政诉讼合并定义（见《民事行政检察教程》313页）的，本文参考学者们的研究将民事公诉界定如下：民事公诉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规定权限范围内，以公诉人身份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断的民事诉讼活动。其中包含三层含义；（1）起诉机关是检察机关，（2）提起民事诉讼案件范围由法律严格界定，（3）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公诉人。
三、对现阶段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质疑
一项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现实性并不等同于该制度由此就可堂而皇之地在实践中运行。前边三性的存在能够说明的是该制度的应然存在，它有应该存在的合理性和紧迫性，以及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事实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中没有民事公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极力赞同设立此项制度的杨立新教授也没办法不承认⑤。现在法律没有明确确立此项制度之前，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服从法律而不能冒然行之。在大谈特谈法治、宪政的今天，对国家机关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否则即是违法。笔者是否是严格规则主义者无关紧要，关键是在法律面前我们的态度是维护还是破坏。
第一个质疑便是“民事公诉”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司法制度的改革属于上层建筑本身对经济基础变化的自然回应，由不得不改。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大系统中有小系统，环环相扣，简而言之是两个问题：改什么和怎么改？改什么是指对象，而怎样改中又包含两个方面：目标和途径；由此改革也是三个方面：对象、目标和途径。这里对象当然是司法制度，近年来学者们对司法改革的目标和途径作了许多有益和必要的探索。在合法性上，强调的是途径问题，由诉讼制度改革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宪政和法治问题。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制度的改革，一直到引发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不能指望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到位(尽管一直在缓慢努力着)，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也更不能抛开大的体制问题在低层次的制度上恣意妄为，那样损害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更有我们的政治体制赖以生存的经济、思想基础。没有法律规定而进行的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不正让我们陷入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窘况（从政治策略和实质公正的角度去处理法律问题，漠视正规程序或逻辑原则对其行动的限制）了吗？⑥
第二个质疑是有关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问题。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此乃共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的前身是以契约自由、私法自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平等（平权）、自由自治（当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它反对集权计划，从根本上最大可能的限制了政府权力。没有普遍的主体品格、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就不可能有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对政府责任的追究，因而也就没有法治。平等主体间的商品交换是市场经济的绝大多数行为（当然不排除国家宏观调控），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交往发生违法违约时，当事人就可能选择司法作为救济途径。“无救济便无权利”，司法也是确保市场主体能够诚实守信为市场行为的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拥有强大公权力的一方，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是否会造成诉讼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公权力随意介入（因为没有法律规定）私法领域，本身便会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处分产生极大的制约，直至于干涉。例如，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何以得到保障？相对方何以相信交易方（指国有企业）的处分权呢？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呢？何以保证不发生强制拆迁呢？使非公有制实体处于终日惶惶而不能安然的不确定恐惧之中，何谈市场主体的平等、市场交易的自愿呢？这本身就对民事实体法借以生存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极大动摇。
第三个质疑是司法的独立、公正。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人民法院必须受理开庭审理，还是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驳回起诉呢？法律没有规定。按刑事诉讼法类推，只能受理（刑诉中最多退回补充侦查或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而在检察机关的强大法律监督权面前，审理中的惶恐于与惴惴之情可想而知。在没有法律依据之下受理、审判、裁决，更会使不确定状态加剧，如何裁决？自由心证吗？在一个成文法传统又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国家内，如何使公民相信司法的公正性，得出检察机关与法院联手追债的结论恐不为过，而且也不符合司法权被动性的特征（在民事诉讼中尤显重要）。
第四个质疑是司法的统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出发点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点、前提是主观认识范畴，它不同于属于客观范畴的结果。即便将出发点等同于追求实质正义，但是离开程序正义，奢谈实质正义势必损害其他实质正义（剥夺了并不代表国家的普通公民、组织的部分实质正义）。我们同样要追求的也有程序公正，公正的程序制度又必须以公正的立制原则为前提，法院各自探索“民事公诉”的程序规则难以确保该业已实施的程序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难以保障司法统一⑦，更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之一（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的讽刺。
第五个质疑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尤其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检察机关“民事公诉”制度尚未确立，相关权限范围、配套监督制度当然未能成形。如何保障其不沦落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不随意干预私权利，不破坏市场经济平等交易原则，不随意干预正常的经济纠纷案件，不滥用职权便无从谈起。我们一味追求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实体正义而忽略了制度建设是不当的，也是非理性的。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道德制约、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最终表现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
四，结合案情，对制度建设的法律思考
正如有了宪法不等于有了宪政一样，有了制度不等于制度的有效实施，制度中任一环节的缺失、不能运转，便会对制度本身造成破坏,甚至毁灭制度。一辆汽车，喷漆的脱落可以通过修补完成，可方向盘不起作用、刹车失灵便会导致其横冲直撞无法控制，而发动机故障便会最终导致汽车失去其应有作用。制度建设同样如此，一定要在合理充分论证上科学决策，做到于法有据，否则就如第三部分所述弊端重重。当然没有绝对完备的制度，那是一个制度完善的问题，而不是建设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是法治。
一、制度建设与法律权威。本案中检察机关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又着实实践了一把“民事公诉”。司法机关自发进行改革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法制不甚健全的国度，任何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都容易转化为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动力。但是动机的善意性并不能取代手段的合法性，司法机关以非法的方式推行司法改革，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但无助于法律的完善，反而会贬损法制的权威，动摇法治的基础。⑧实际上，我国司法机关敢于在实践中大胆进行“非法”的司法改革，正反映出我国法制现代化改革迟迟难以取得进展的致命症结——法制的无权威性和非至上性。提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并不等于说制度建设可以拿牺牲法律权威性为代价。苏格拉底没有选择越狱，而以死亡来捍卫法治的核心精义，不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对抗不公正审判，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要求。否则人人都回忆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几句话将其倡导的形式正义观尽显无遗。
二、制度建设与完善制度。制度建设都会有公权力的参与，一定程度上要赋予一定的公权力或取消一部分公权力。“民事公诉”是一种授权，以“社会契约论”的认识是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由某一国家机关行使，而权力向来是以无限扩张为其特性的，公权力的消长直接影响私权利的长消，为防止其侵犯私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就需要首先建立起来，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道德制约、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最终都可以归于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什么时候法律将权力驯服如羔羊，什么时候法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民事公诉”是对检察机关的授权。如何行使、如何制约、如何防止其滥用权力，我们都没还没有配套制度（至少还没有针对性制度）。作为兼有法律监督权的一方当事人的公权力机关，在相对较弱的对方当事人面前放下自己的官架子，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我们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是有许多机关负有责任而且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未能有效避免资产流失，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欠缺保护制度，欠缺的是我们未能有效实施原有制度，是我们的公权力机关（相应负有责任的机关）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已（或者说玩忽职守、甚至滥用职权）。找出原有制度未能有效实施的症结，恐怕比建立一项新制度更为紧迫。否则，建立再多的制度也会有重蹈覆辙的可能。
三、制度建设与程序正义。公允地说，改革至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都是在冲破某些宪法规范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传统型权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习惯于从政治策略或实质公正的角度去处理一切法律问题，因而会漠视正规程序或逻辑规则对其行动构成的限制。不可否认，在实质正义的追求上，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和国家法制文明状况。关键还是途径问题以及对程序（或者称为形式、手段）价值的认识问题，如前面第三部分笔者对改革问题的简单分类中所提到的（见前文）。
程序的价值到底在于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权保障（有关程序价值的著述颇丰，法理学界、诉讼法学界都有详尽论述）。舍弃程序便是舍弃人权保障，为了追求人权而牺牲人权，这样的矛盾语句恰恰反映的是非理性与人治观念。长期以来，我们忽略路径、程序的价值，仅仅把它作为实现实质正义的工具的观念，是我们建立法治社会的观念障碍之一。我们盼望着制度的一步到位，可是观念的滞后性导致再好的制度也容易走形变样，制度建设要引领人们的观念建设。制度屡屡突破法律，观念便屡屡突破法律。法律权威不存，制度权威何在？“非法”提诉则已，再加不受时效所羁，突破诉讼时效所限，“民事公诉”权使国有资产保护的相关机关变为“权力上的睡眠者”也未尝不可能。法定的民事诉讼制度在缥缈的“民事公诉”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
四、制度建设与改革路径。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除旧布新、废旧立新，基本上都是以变法的形式出现，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扩展至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制度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更应以法律为先导。法律此刻就像给了我们的一把“尚方宝剑”般使我们能够泰然改之、处之，也使我们有了行动的指针、步骤。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以导师列宁的法律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检察机关内部设有民事行政监察厅（局、处、科），而这一机构长期致力于民事行政审判法律监督仅有抗诉，想比刑事诉讼而言，缺少提起公诉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基于所谓自己的职责进行试探性诉讼，全国范围内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就国有资产流失提起公益诉讼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至今提起的类似民事诉讼已有近200起，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差异还是相当大，给人的感觉即是公诉权的恣意妄为和不确定性。
司法机关可以着手进行改革，但路径应当规限在合法性限度内。全面系统的改革、尤其是创设新的制度不可能只是敲敲打打，既然如此，只能由权威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这在国外是通例⑨。可喜的是，5月份中央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将会在全国统一规划下，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行一些司法制度的改革、创新。国外先进制度的引进、消化，要建立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和系统比较国外制度的基础上，否则出现“南桔北枳”、“邯郸学步”的笑话也是可能的。
五、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最后仍要再提制度建设过程中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拉德布鲁赫说，“原告是法官，只有上帝才能做辩护人”。本案中原告当然不是法官，但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若隐若现高于人民法院（此语有些过激，但事实如此），更需要反复提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现代的法治思想家们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公权力，公权力机关在任意突破法律情况下的扩权，何谈监督！从屡次报道可以看出，每次尝试性试探都是在上级的授意下进行的，虽然我国检察系统属于上下级领导关系，可层层授意下，明显反映出人治思想的残存，去追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为了更持久的稳定，为了更有保障的自由和发展，法治条件下的个案正义牺牲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我国，私权利上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尊重之前，却总在担心公权力的被约束、制约，看来观念的转变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公权力总是如此可惧地努力维护着既得权限并不断见缝即钻的扩张，其触角在法律规限之内仍挖空心思渗入各个角落。制度在法治条件下是由法律构建的，形式上是一套游戏规则，我们都在既定游戏规则下生存与发展。公权力更应如此，这样我们才有形式上的平等。当然也会存在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平等，而这是在尊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对游戏规则的修改完善问题。如果游戏规则未能有普遍的遵守，再完备、体现正义平等的游戏规则也不过是笑柄。
参考文献
① 黄广明 熊小平 《检察院‘民事公诉’起风波》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第6版
② 赵凌 《为公益而战，法律人身先士卒》 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第6版
③ 韩志红《公益诉讼制度：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中国律师》1999年第10期
④ 蔡虹 梁远《行政公益诉讼研究》 摘自《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2001年下卷 民事行政诉讼法卷》陈光中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杨立新 《民事公诉可行，但须依法》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第6版
⑥⑧⑨ 谢佑平 万毅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化危机》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
(1992年10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3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并保证其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必须制定城市规划。制定、实施城市规划和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城市规划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机场、水源、口岸、交通、电力和通讯设施、矿山、风景旅游区、历史文物保护区等区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中规定。
第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与国家和自治区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五条 自治区要贯彻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城市规划必须符合城市的实际，应当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地质环境、水资源等自然条件，正确处理规划与计划、城市与乡村、近期建设与远景发展的关系，使城市的发展规模、各项建设项目的经济技术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综合开发建设项目，要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由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分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分期实施。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七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定期检查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审批
第九条 自治区的城镇体系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第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总体规划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其他建制镇的城市总体规划，在上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独立工矿区、林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导参与下，由企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具备勘察、测量以及有关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和现状情况等基础资料，有关部门有责任提供上述资料。
第十一条 编制城市规划要符合以下要求：
(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符合城市环境质量标准，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促进城市绿化和市容建设；
(三)合理用地，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四)符合城市防火、防爆、抗震、防洪、防泥石流和治安、交通管理、人民防空等安全要求；
(五)满足城市常住人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的需要；
(六)保持和发扬自治区的民族传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自然景观，体现城市各自的特色。
第十二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大中城市应当编制分区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包括二十年以上的远期规划和五年近期建设规划。
设市城市和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者旗县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
第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部门编制的涉及城市建设的专业规划，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经批准后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四条 城市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旧区改建和新区开发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管理和综合开发、土地使用的依据。成片开发或者改建地区，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建制镇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第十五条 自治区首府和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体规划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其他设市城市和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及重要工矿区、林区镇的总体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其中市管辖的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批，报自治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其他建制镇的城市总体规划，由旗县级人民政府审批，报盟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城市人民政府和旗县级人民政府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城市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分区规划中的一般性详细规划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城市建设用地布局、功能分区、河、湖、绿地、道路系统等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七条 组织编制城市规划所需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安排。
第三章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
第十八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本着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程序，集中成片地进行开发建设。
第十九条 城市新区开发的规模和选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并进行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城市新区开发建设应当尽量依托现有城区，合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并具备可靠的水资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
新区开发应当避开有开采价值的地下矿藏。
新建铁路编组站、铁路货运干线、过境公路、机场、重要军事设施和有严重污染源的工业企业，应当避开市区。
第二十一条 因大、中型建设项目或者大型开发区、加工区的建设，可能形成新的市区的，必须事先编制总体规划。
第二十二条 在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时，应当保护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古树名木。在文物保护区内的建设，应当符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在旧区改建时，实行政府投资改建和组织社会力量改建相结合，同调整工业布局、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
第二十四条 城市规划中确定搬迁的单位和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必须按规划要求搬迁和拆除。
第四章 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
第二十五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要向项目所在地旗县级以上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选址申请，并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和规模，核发选址意见书。
第二十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遵守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方予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建设用地手段。
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临时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核发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在临时用地上不得建设永久性、半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临时用地到期需继续使用的，须在期满前两个月内办理延期使用手续。
在临时用地使用期间，如遇国家建设需要，临时用地单位或者个人须在规定时间内，清场归还。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挖砂、采石、取土、堆填废渣、垃圾、围填水面以及从事其他改变地形地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先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批准手续。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做出的调整用地决定。对征而不用、多征未用闲置时间超过两年的土地，城市人民政府可另行规划使用。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如需改变建设用地性质的，必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到有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五章 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符合规划设计要求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确定需要验线的建设工程，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在五日内派人验线，经验线合格认证后，准予施工。
第三十四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进行建设，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须经原批准发证部门同意。
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人员有权对城市规划区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持证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三十六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时间，分别自收到申报文件和有关资料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进行建设的，批准文件无效。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拆除违法建筑物。占用的土地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建设工程，责令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停止建设，并限期拆除。拒不拆除的，可强制执行。拆除的费用由违反规划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二)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建设工程，责令建设单位或者个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建设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对毁坏城市市容景观、污染城市环境、危害公共秩序的临时建筑，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和损失的，责令拆除和赔偿。
第四十条 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拆除、搬迁地段内，擅自改建、扩建工程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强行拆除。并视情节对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给予行政或者经济处罚。
第四十一条 妨碍城市规划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该部门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十三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对擅自改变城市规划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从一件“民事公诉”案件谈起
内容提要：本文从一件有争议的“民事公诉”案件的介绍开始，对“民事公诉”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界定。从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司法的独立公正、司法的统一、权力的监督制约五个方面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质疑，并且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到了改革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改什么和怎样改）和三个方面（对象、目标和途径），最后结合本案从制度建设与法律权威、制度完善、程序正义、改革路径、权力制约等五个方面的关系作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民事公诉 司法改革 制度建设
一 、一件“民事公诉”案件的介绍①
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陵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1997年至1998年，湖南娄底维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亚公司”）分批从巴陵公司下属的单位购买环氧树脂，货款总额为30余万元，在支付近10万元后，维亚公司认为产品缺斤少两，遂去函要求答复和解决，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维亚公司便没有支付余下货款。
1999年10月、12月，在巴陵公司催促下，维亚公司两次共付款3万元。此后，巴陵公司没有继续催交，维亚公司也没有自动返还。
到2003年5月，巴陵公司中断债权主张近3年半，已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2003年5月28日，岳阳市云溪区法院人员在云溪区检察院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娄底，向维亚公司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
诉讼标的正是这笔欠款。出人意料的是，起诉书的原告并非巴陵公司，而是“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检察院”，甚至起诉书上连“原告”的字眼都未出现，而代之以“起诉机关”。
起诉书称，巴陵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未能积极追讨被告则有意不还，无理拖欠，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我院为避免国有资产不受侵犯，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国有资产237250元及逾期利息”。
此前，云溪法院冻结了维亚公司的两个基本账户和银行存款，维亚公司同外界资金往来立即捉襟见肘，经营大受影响。同时，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将维亚公司6000元存款扣划至法院。云溪检察院则多次要求查阅维亚公司帐本，遭拒后办案人员多次施压，说检察院及时原告也是法律监督机关，维亚公司作为被告必须配合等等。
经过一番周折，7月1日，这起案件在云溪法院开庭审理。截至笔者写此文时，岳阳市云溪区法院为对此案做出判决。
二 、“民事公诉”的界定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没有民事公诉制度。了解民事公诉制度需首先知道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同样也没有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根据西方几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我国学者们的研究，笔者眼中的民事公诉及相关制度基于以下描述：
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的一部分，公益诉讼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一方面因为中国公益诉讼的满目疮痍，另一方面通过公益诉讼来保护社会利益已成为发达法治国家的显著动向②，再加上中国现实中面临的种种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况层出不穷，更需要我们尽快研究，建立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等。在古罗马时期，公益诉讼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不足相联系的，由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不足以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授权市民起诉违法行为。
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活动的制度③。按照现代诉讼分类，公益诉讼应分为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上刑事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刑事公诉活动，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公诉活动，世界各国皆有，不必赘述。而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与前文所提民事公诉在内涵和外延上是有所区别的。民事公诉特指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由此才被称为“公诉”，实质仍然属于民事诉讼，亦非双关。
由以上分析，我国法律制度中欠缺的是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普通公民、组织都会因原告不适格而无法提起诉讼。公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就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保障，而只能向有关行政机关反映，如果行政机关置之不理，司法机关也不能管，违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会大肆横行。
多年来学者们有关公益诉讼的讨论中，除部分是民事公益诉讼之外，绝大部分还是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如“乔占祥状告铁道部案”、“金喜奎状告杭州市规划局案”等（当然皆因“缺乏法律依据”寡淡落幕或因“无权代表”不予受理终结）。也不乏民事公益诉讼的，如“砸大奔”、“三菱车事件”以及各地检察机关的试探性诉讼等。当然本文中“公益”一词更多的还是指国家利益，其实“公益”的涵盖面远较国家利益宽广，不仅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有防止环境污染、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其他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未能成行，但屡有一试身手者，都因现代社会中，公权力的行使有时很易对社会公共性造成损害，该制度在日美等国家发育最为成熟，概念界定也比较清晰，其诉讼明显具有预防性质，既不需要公益侵害现实地发生，只要根据相关情况能够合理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就可提起诉讼，也是对公民社会公共性权力的司法保护，也是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④。
近年来，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诉频频出现于报刊、学者著述之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除了会与原有体制相冲突外，也暴露出现行各种制度的缺陷、不完善之处。各类公司违规行为、垄断行为、证券违规操作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如一些广告行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行为、破坏生态平衡行为、公害行为等），在无人起诉或行政部门分而治之或无人有诉权（诉权概念较混乱，但普遍指当事人适格和有诉的利益两方面）的情况下，就处于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状态，建立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诉制度的讨论应然而生。
部分学者在提到民事公诉时使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不易引起歧义的用语（如江伟、段厚省在“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一文，廖中洪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一文等）,而长期致力于这一制度研究的杨立新教授是将民事公诉与行政诉讼合并定义（见《民事行政检察教程》313页）的，本文参考学者们的研究将民事公诉界定如下：民事公诉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规定权限范围内，以公诉人身份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断的民事诉讼活动。其中包含三层含义；（1）起诉机关是检察机关，（2）提起民事诉讼案件范围由法律严格界定，（3）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公诉人。
三、对现阶段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质疑
一项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现实性并不等同于该制度由此就可堂而皇之地在实践中运行。前边三性的存在能够说明的是该制度的应然存在，它有应该存在的合理性和紧迫性，以及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事实是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中没有民事公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极力赞同设立此项制度的杨立新教授也没办法不承认⑤。现在法律没有明确确立此项制度之前，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服从法律而不能冒然行之。在大谈特谈法治、宪政的今天，对国家机关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否则即是违法。笔者是否是严格规则主义者无关紧要，关键是在法律面前我们的态度是维护还是破坏。
第一个质疑便是“民事公诉”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司法制度的改革属于上层建筑本身对经济基础变化的自然回应，由不得不改。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大系统中有小系统，环环相扣，简而言之是两个问题：改什么和怎么改？改什么是指对象，而怎样改中又包含两个方面：目标和途径；由此改革也是三个方面：对象、目标和途径。这里对象当然是司法制度，近年来学者们对司法改革的目标和途径作了许多有益和必要的探索。在合法性上，强调的是途径问题，由诉讼制度改革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宪政和法治问题。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制度的改革，一直到引发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不能指望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到位(尽管一直在缓慢努力着)，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也更不能抛开大的体制问题在低层次的制度上恣意妄为，那样损害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更有我们的政治体制赖以生存的经济、思想基础。没有法律规定而进行的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不正让我们陷入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窘况（从政治策略和实质公正的角度去处理法律问题，漠视正规程序或逻辑原则对其行动的限制）了吗？⑥
第二个质疑是有关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问题。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此乃共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的前身是以契约自由、私法自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平等（平权）、自由自治（当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它反对集权计划，从根本上最大可能的限制了政府权力。没有普遍的主体品格、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就不可能有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对政府责任的追究，因而也就没有法治。平等主体间的商品交换是市场经济的绝大多数行为（当然不排除国家宏观调控），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交往发生违法违约时，当事人就可能选择司法作为救济途径。“无救济便无权利”，司法也是确保市场主体能够诚实守信为市场行为的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拥有强大公权力的一方，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是否会造成诉讼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公权力随意介入（因为没有法律规定）私法领域，本身便会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处分产生极大的制约，直至于干涉。例如，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何以得到保障？相对方何以相信交易方（指国有企业）的处分权呢？何以保证市场交易安全呢？何以保证不发生强制拆迁呢？使非公有制实体处于终日惶惶而不能安然的不确定恐惧之中，何谈市场主体的平等、市场交易的自愿呢？这本身就对民事实体法借以生存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极大动摇。
第三个质疑是司法的独立、公正。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人民法院必须受理开庭审理，还是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驳回起诉呢？法律没有规定。按刑事诉讼法类推，只能受理（刑诉中最多退回补充侦查或以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而在检察机关的强大法律监督权面前，审理中的惶恐于与惴惴之情可想而知。在没有法律依据之下受理、审判、裁决，更会使不确定状态加剧，如何裁决？自由心证吗？在一个成文法传统又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国家内，如何使公民相信司法的公正性，得出检察机关与法院联手追债的结论恐不为过，而且也不符合司法权被动性的特征（在民事诉讼中尤显重要）。
第四个质疑是司法的统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出发点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点、前提是主观认识范畴，它不同于属于客观范畴的结果。即便将出发点等同于追求实质正义，但是离开程序正义，奢谈实质正义势必损害其他实质正义（剥夺了并不代表国家的普通公民、组织的部分实质正义）。我们同样要追求的也有程序公正，公正的程序制度又必须以公正的立制原则为前提，法院各自探索“民事公诉”的程序规则难以确保该业已实施的程序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难以保障司法统一⑦，更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之一（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的讽刺。
第五个质疑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尤其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检察机关“民事公诉”制度尚未确立，相关权限范围、配套监督制度当然未能成形。如何保障其不沦落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不随意干预私权利，不破坏市场经济平等交易原则，不随意干预正常的经济纠纷案件，不滥用职权便无从谈起。我们一味追求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实体正义而忽略了制度建设是不当的，也是非理性的。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道德制约、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最终表现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
四，结合案情，对制度建设的法律思考
正如有了宪法不等于有了宪政一样，有了制度不等于制度的有效实施，制度中任一环节的缺失、不能运转，便会对制度本身造成破坏,甚至毁灭制度。一辆汽车，喷漆的脱落可以通过修补完成，可方向盘不起作用、刹车失灵便会导致其横冲直撞无法控制，而发动机故障便会最终导致汽车失去其应有作用。制度建设同样如此，一定要在合理充分论证上科学决策，做到于法有据，否则就如第三部分所述弊端重重。当然没有绝对完备的制度，那是一个制度完善的问题，而不是建设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是法治。
一、制度建设与法律权威。本案中检察机关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又着实实践了一把“民事公诉”。司法机关自发进行改革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法制不甚健全的国度，任何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都容易转化为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动力。但是动机的善意性并不能取代手段的合法性，司法机关以非法的方式推行司法改革，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但无助于法律的完善，反而会贬损法制的权威，动摇法治的基础。⑧实际上，我国司法机关敢于在实践中大胆进行“非法”的司法改革，正反映出我国法制现代化改革迟迟难以取得进展的致命症结——法制的无权威性和非至上性。提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并不等于说制度建设可以拿牺牲法律权威性为代价。苏格拉底没有选择越狱，而以死亡来捍卫法治的核心精义，不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对抗不公正审判，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要求。否则人人都回忆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几句话将其倡导的形式正义观尽显无遗。
二、制度建设与完善制度。制度建设都会有公权力的参与，一定程度上要赋予一定的公权力或取消一部分公权力。“民事公诉”是一种授权，以“社会契约论”的认识是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由某一国家机关行使，而权力向来是以无限扩张为其特性的，公权力的消长直接影响私权利的长消，为防止其侵犯私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就需要首先建立起来，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道德制约、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最终都可以归于法律对权力的制约。什么时候法律将权力驯服如羔羊，什么时候法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民事公诉”是对检察机关的授权。如何行使、如何制约、如何防止其滥用权力，我们都没还没有配套制度（至少还没有针对性制度）。作为兼有法律监督权的一方当事人的公权力机关，在相对较弱的对方当事人面前放下自己的官架子，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我们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是有许多机关负有责任而且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未能有效避免资产流失，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欠缺保护制度，欠缺的是我们未能有效实施原有制度，是我们的公权力机关（相应负有责任的机关）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已（或者说玩忽职守、甚至滥用职权）。找出原有制度未能有效实施的症结，恐怕比建立一项新制度更为紧迫。否则，建立再多的制度也会有重蹈覆辙的可能。
三、制度建设与程序正义。公允地说，改革至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都是在冲破某些宪法规范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传统型权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习惯于从政治策略或实质公正的角度去处理一切法律问题，因而会漠视正规程序或逻辑规则对其行动构成的限制。不可否认，在实质正义的追求上，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和国家法制文明状况。关键还是途径问题以及对程序（或者称为形式、手段）价值的认识问题，如前面第三部分笔者对改革问题的简单分类中所提到的（见前文）。
程序的价值到底在于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权保障（有关程序价值的著述颇丰，法理学界、诉讼法学界都有详尽论述）。舍弃程序便是舍弃人权保障，为了追求人权而牺牲人权，这样的矛盾语句恰恰反映的是非理性与人治观念。长期以来，我们忽略路径、程序的价值，仅仅把它作为实现实质正义的工具的观念，是我们建立法治社会的观念障碍之一。我们盼望着制度的一步到位，可是观念的滞后性导致再好的制度也容易走形变样，制度建设要引领人们的观念建设。制度屡屡突破法律，观念便屡屡突破法律。法律权威不存，制度权威何在？“非法”提诉则已，再加不受时效所羁，突破诉讼时效所限，“民事公诉”权使国有资产保护的相关机关变为“权力上的睡眠者”也未尝不可能。法定的民事诉讼制度在缥缈的“民事公诉”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
四、制度建设与改革路径。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除旧布新、废旧立新，基本上都是以变法的形式出现，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扩展至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制度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更应以法律为先导。法律此刻就像给了我们的一把“尚方宝剑”般使我们能够泰然改之、处之，也使我们有了行动的指针、步骤。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以导师列宁的法律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检察机关内部设有民事行政监察厅（局、处、科），而这一机构长期致力于民事行政审判法律监督仅有抗诉，想比刑事诉讼而言，缺少提起公诉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基于所谓自己的职责进行试探性诉讼，全国范围内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就国有资产流失提起公益诉讼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至今提起的类似民事诉讼已有近200起，但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差异还是相当大，给人的感觉即是公诉权的恣意妄为和不确定性。
司法机关可以着手进行改革，但路径应当规限在合法性限度内。全面系统的改革、尤其是创设新的制度不可能只是敲敲打打，既然如此，只能由权威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这在国外是通例⑨。可喜的是，5月份中央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将会在全国统一规划下，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行一些司法制度的改革、创新。国外先进制度的引进、消化，要建立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和系统比较国外制度的基础上，否则出现“南桔北枳”、“邯郸学步”的笑话也是可能的。
五、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最后仍要再提制度建设过程中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拉德布鲁赫说，“原告是法官，只有上帝才能做辩护人”。本案中原告当然不是法官，但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若隐若现高于人民法院（此语有些过激，但事实如此），更需要反复提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现代的法治思想家们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公权力，公权力机关在任意突破法律情况下的扩权，何谈监督！从屡次报道可以看出，每次尝试性试探都是在上级的授意下进行的，虽然我国检察系统属于上下级领导关系，可层层授意下，明显反映出人治思想的残存，去追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为了更持久的稳定，为了更有保障的自由和发展，法治条件下的个案正义牺牲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我国，私权利上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尊重之前，却总在担心公权力的被约束、制约，看来观念的转变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公权力总是如此可惧地努力维护着既得权限并不断见缝即钻的扩张，其触角在法律规限之内仍挖空心思渗入各个角落。制度在法治条件下是由法律构建的，形式上是一套游戏规则，我们都在既定游戏规则下生存与发展。公权力更应如此，这样我们才有形式上的平等。当然也会存在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平等，而这是在尊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对游戏规则的修改完善问题。如果游戏规则未能有普遍的遵守，再完备、体现正义平等的游戏规则也不过是笑柄。
参考文献
① 黄广明 熊小平 《检察院‘民事公诉’起风波》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第6版
② 赵凌 《为公益而战，法律人身先士卒》 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第6版
③ 韩志红《公益诉讼制度：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中国律师》1999年第10期
④ 蔡虹 梁远《行政公益诉讼研究》 摘自《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2001年下卷 民事行政诉讼法卷》陈光中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杨立新 《民事公诉可行，但须依法》 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第6版
⑥⑧⑨ 谢佑平 万毅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化危机》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
(1992年10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3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并保证其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必须制定城市规划。制定、实施城市规划和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城市规划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机场、水源、口岸、交通、电力和通讯设施、矿山、风景旅游区、历史文物保护区等区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中规定。
第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与国家和自治区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五条 自治区要贯彻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城市规划必须符合城市的实际，应当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地质环境、水资源等自然条件，正确处理规划与计划、城市与乡村、近期建设与远景发展的关系，使城市的发展规模、各项建设项目的经济技术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综合开发建设项目，要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由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分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分期实施。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七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定期检查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审批
第九条 自治区的城镇体系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第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总体规划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其他建制镇的城市总体规划，在上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独立工矿区、林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导参与下，由企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具备勘察、测量以及有关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和现状情况等基础资料，有关部门有责任提供上述资料。
第十一条 编制城市规划要符合以下要求：
(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符合城市环境质量标准，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促进城市绿化和市容建设；
(三)合理用地，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四)符合城市防火、防爆、抗震、防洪、防泥石流和治安、交通管理、人民防空等安全要求；
(五)满足城市常住人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的需要；
(六)保持和发扬自治区的民族传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自然景观，体现城市各自的特色。
第十二条 编制城市规划一般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进行。大中城市应当编制分区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包括二十年以上的远期规划和五年近期建设规划。
设市城市和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者旗县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
第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有关部门编制的涉及城市建设的专业规划，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经批准后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四条 城市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旧区改建和新区开发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管理和综合开发、土地使用的依据。成片开发或者改建地区，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建制镇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第十五条 自治区首府和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体规划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其他设市城市和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及重要工矿区、林区镇的总体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其中市管辖的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批，报自治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其他建制镇的城市总体规划，由旗县级人民政府审批，报盟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城市人民政府和旗县级人民政府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城市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分区规划中的一般性详细规划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城市建设用地布局、功能分区、河、湖、绿地、道路系统等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七条 组织编制城市规划所需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安排。
第三章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
第十八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本着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程序，集中成片地进行开发建设。
第十九条 城市新区开发的规模和选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并进行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城市新区开发建设应当尽量依托现有城区，合理利用城市现有设施，并具备可靠的水资源、能源、交通、防灾等建设条件。
新区开发应当避开有开采价值的地下矿藏。
新建铁路编组站、铁路货运干线、过境公路、机场、重要军事设施和有严重污染源的工业企业，应当避开市区。
第二十一条 因大、中型建设项目或者大型开发区、加工区的建设，可能形成新的市区的，必须事先编制总体规划。
第二十二条 在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时，应当保护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古树名木。在文物保护区内的建设，应当符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在旧区改建时，实行政府投资改建和组织社会力量改建相结合，同调整工业布局、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
第二十四条 城市规划中确定搬迁的单位和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必须按规划要求搬迁和拆除。
第四章 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
第二十五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要向项目所在地旗县级以上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选址申请，并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和规模，核发选址意见书。
第二十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遵守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方予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建设用地手段。
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临时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核发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在临时用地上不得建设永久性、半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临时用地到期需继续使用的，须在期满前两个月内办理延期使用手续。
在临时用地使用期间，如遇国家建设需要，临时用地单位或者个人须在规定时间内，清场归还。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挖砂、采石、取土、堆填废渣、垃圾、围填水面以及从事其他改变地形地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先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批准手续。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服从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做出的调整用地决定。对征而不用、多征未用闲置时间超过两年的土地，城市人民政府可另行规划使用。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如需改变建设用地性质的，必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到有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五章 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符合规划设计要求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确定需要验线的建设工程，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当在五日内派人验线，经验线合格认证后，准予施工。
第三十四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建筑物和构筑物，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进行建设，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须经原批准发证部门同意。
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人员有权对城市规划区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持证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三十六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时间，分别自收到申报文件和有关资料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进行建设的，批准文件无效。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拆除违法建筑物。占用的土地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退回。
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建设工程，责令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停止建设，并限期拆除。拒不拆除的，可强制执行。拆除的费用由违反规划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二)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建设工程，责令建设单位或者个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建设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对毁坏城市市容景观、污染城市环境、危害公共秩序的临时建筑，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和损失的，责令拆除和赔偿。
第四十条 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拆除、搬迁地段内，擅自改建、扩建工程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强行拆除。并视情节对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给予行政或者经济处罚。
第四十一条 妨碍城市规划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该部门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十三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对擅自改变城市规划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未设镇建制的工矿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