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铁路公司人事管理暂行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8:30:52 浏览:8943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合资铁路公司人事管理暂行办法
合资铁路公司人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完善合资铁路公司的人事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合资铁路管理办法（试行）》、《股份制试点企业人事管理暂行规定》和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条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铁道部与其他部委、地方政府、企业或其他投资者合资建立的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或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条 公司人事管理要坚持党管干部和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第四条 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熟悉和掌握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3．具有履行职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身体条件。
除上述条件外，经理还应具有相应的领导岗位任职资历和铁路运输经营管理能力。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按合同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由各股东和股东委托单位协商委派。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铁道部委托单位选派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及监事会负责人的人选，需事先报铁道部审查同意，其他成员报铁道部人事司备案。
第六条 公司经理、副经理和“三总师”等高级管理人员，按合同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或股东委托单位协商推荐，公司董事会聘任。
铁道部委托单位推荐的经理人选，需事先报铁道部审查同意。
第七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专职，经理及以下经营管理人员，其人事、工资关系应转入所在公司管理。股东或股东委托单位选派的兼职董事、监事，其人事、工资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不变，不能从公司领取报酬。
第八条 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要定期进行考核。对公司董事长、经理实行年度考核制度，任期届满或离任要进行全面考核和审计。
第九条 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经理的考核，以控股方股东或股东委托单位为主，商参股方组织进行；对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由公司董事会组织进行。考核结果要及时向股东或股东委托单位报告。
第十条 建立公司董事、监事的述职制度。董事、监事每年应就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向股东委托单位作述职报告。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应向控股方股东提交书面述职报告。
第十一条 股东委托单位要建立对所派董事、监事的管理制度，认真抓好对所派董事、监事的日常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公司管理人员实行聘任制，并以职务及公司经营效益确定相应待遇，不再套用国家干部行政级别，原有级别封存。
第十三条 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聘任制。公司可根据需要设置专业技术职务，按照专业技术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和表现择优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可由公司委托国家授权具备相应评审资格的单位进行。
第十四条 公司人事管理工作业务由控股方委托单位归口指导。各公司应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的人事管理细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铁道部人事司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第一节 基本问题
一、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的理论渊源
学术界最早对证据进行理论上分类研究的当推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边沁，其代表作《司法证据理论》一书率先提出了九种的证据分类方法，其中就包括“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这一分类方法。但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这一分类方法却并非直接来源于边沁的分类学说。据笔者粗略查找的资料显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这一证据分类方法是来源于前苏联的学者的。建国后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我国的法学理论以及立法也是受到前苏联的极大的影响。
二、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的理论基础
(一)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
反映论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各种理论的科学基础。而反映论又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理论。放在证据学中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证据法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而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分类是证据学理论的重要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从此种证据分类的出发点看来，笔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反映论尤与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联系密切。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专门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反映之各个阶段及各种形式所固有的最普遍的特点和规律。反映论和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依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原理。这一原理认为，认识的结果应与所认识的事物的原型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符合的。要达到这一结果，需要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要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程：能动地选取有关原本事物的必需知识并排除其非需的、枝节性的认识。“反映”的过程中，人并非适应外部世界，而是影响和改造外部世界，并合之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是科学的反映论。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运动的结果必然呈现出一定的形态。如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人们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必取一定的形式。”[1]这种物质的运动形态，正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虽然我们现实生活中案件不可能相同，但是任何案件的发生过程都存在物质运动形态，而且这种物质运动形态是特殊的、极其复杂的物质运动形态，即具有特定性、稳定性与反映性等特征。特定性，即任何案件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案件的质的特征，能够与其他案件有所区别；稳定性表明，任何案件在发生以后都有相对静止、暂时平衡和稳定的特征，其留下的痕迹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反映性则表明，任何案件发生后，其都会在客观世界留下痕迹，其特征会在相应的反映体中体现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也就是说，案件事实发生后，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案件事实会留下线索，留下各种证据，其次应当相信，人们能够“能动地选取有关原本事物的必需知识并排除其非需的、枝节性的认识”从而达到认识的结果与案件事实相符合。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说明，各种证据就是案件的反映。如，在盗窃案中，作案人要进入犯罪现场，肯定要用脚走路，于是他的脚底必然与地面接触，会在地面上留下鞋印或袜印；侵入现场，需要借助手或其它工具撬门、开锁，会在门上、锁上留下撬拨痕迹；盗走财物时，会留下指纹、会取走赃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被害人或其他人所发现或察觉，则又会形成被害人陈述或证人证言。此外，作案者自己肯定也会存在本次作案的记忆，这会为日后变成犯罪嫌疑人供述奠定了基础。现在的社会网络高发达，有些计算机高手可以不进入犯罪现场就可以作案，比如作案人通过互联网凭借自己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侵入银行的计算机系统把钱转到自己的帐户上。那么这种案件就不会出现前面出现的脚印等，但同样会留下痕迹，比如侵入系统的时间记录，在网络服务器上留下的IP地址，还有可能作案人会在朋友或同事面前炫耀，就会形成证人证言。这些例子说明，案件中的反映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反映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方式，包括位移、接触、分离、剥落、化合、分解以及古籍、记忆、辨识等等。因反映而形成的潜在证据很多，关键看能否发现。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还说明，绝大多数司法证明活动就是一种同一认定的活动，是司法人员等借助证据进行“人??事同一认定”的活动。司法人员等接受案件之后，往往最初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推测的案件形态，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将收集来的证据所表明的案件形态与头脑中已推测的案件形态进行同一认定的过程，法庭上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将收集来的证据所表明的案件形态与法律相关条文所规定的案件形态进行同一认定的过程。因此，反映论决定了司法证明诉讼法、司法证明标准以及司法证明规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当前证据立法所确立或即将确立的一些具体的证据规则，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反映论的思想。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而在理论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将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同样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规律的。
证据都是案件事实的反映，上面已论证了。但是反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呈现在司法人员面前的证据都是案件事实的反映，但是并非都是正确的反映，任何证据需要查证属实才可用作定案的根据。反映也许只需要一个阶段，也许经历多个阶段才最终形成。原始证据就是只需要一个阶段反映就形成了，而传来证据则存在多个阶段。案件事实在反映的过程中未必能够完全保留原形，也许会有歪曲。而反映的过程越短，歪曲就越少，反映的过程越长，歪曲就越多。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留下的一根带血的木棍??原始证据，丢失了，司法人员凭记忆复制一根木棍??传来证据，那么复制品（传来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肯定不如原物（原始证据）反映的真实。原始证据的证明效率一般要高于传来证据，对证据作此分类就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
(二)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与信息论
信息论 信息论是关于信息的本质和传输规律的科学的理论，即研究信息的本质、提取、传递、交换、接收、利用以及储存的一般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能离开信息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需要对周围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帮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且还要与周围的人群沟通关系才能协调地行动，这就是说，人类不仅时刻需要从自然界获得信息，而且人与人之间也需要进行通讯，交流信息。人类需要随时获取、传递、加工、利用信息，否则就不能生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即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耳闻、目睹、鼻嗅、口尝、体触等直接了解外界情况；一种是间接的，即通过语言、文字、信号……等等传递消息而获得信息。信息论的创始人是美贝尔电话研究所的数学家申农（C.E.Shannon1916——），他为解决通讯技术中的信息编码问题，突破老框框，把发射信息和接收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的通讯过程来研究，提出通讯系统的一般模型；同时建立了信息量的统计公式，奠定了信息论的理论基础。1948年申农发表的《通讯的数学理论》一文，成为信息论诞生的标志。后来，人们民现信息问题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从通讯技术中概括出来的关于信息运动的一般概念、模型、规律逐渐被运用到许多科学认识领域，成为一种跨科学的科学方法。因此，信息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信息论是以通信问题为中心研究信息的；广义信息论又称信息科学，它是研究所有信息问题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笔者认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也是属于广义信息论的范畴。
什么是信息？它在哲学上的定义：信息，（1）指某些消息、情报，某种资料、知识的总和；（2）控制论的基本概念之一。虽然目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与哲学的领域内均无统一的概念。但一般认为信息是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它具有很多特征。但信息的科学概念的的创立，揭开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新的方面，使我们可以用统一的观点去观察许多原先似乎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如：通过通讯技术的消息传递，神经系统的功能，计算机的工作以及各处控制过程，乃至案件事实发生的过程中案件事实的中的信息被传递到证据中去等。所有这一切都与信息的传递、贮存和加工过程联系着，在这方面，信息这一概念与物理学中能的概念具有类似作用，因为能的概念也使我们能够用共同的观点去描述完全不同的物理过程。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信息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证据也具有的：第一，信息是系统的组织程度。物质里面包含信息，这不可否认。比如作案人使用的匕首，它所包含的信息有：长度，大小，以及锋利度等等，这些信息就构成了该案中作案所使用的匕首的特征，信息越丰富，所表明的匕首特征就越能区别于其它匕首。因此可以说已知的信息构成了物质，即系统各过程本身的所有物，因而可以称为结构信息。第二，信息不仅表现出一个系统特征这一静态，而且它还可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一个物体内发生了反映出另一个物体之作用的变化，那就可以说，第一个物体已成了关于第二个物体之信息的载体。比如，作案人用铁棍撬锁，在锁上面就会留下铁棍的痕迹，此时，铁棍上的信息就转移到锁上面，这把锁就成了铁棍信息的载体。司法人员收集到的这把锁便是原始证据，其可以准确反映出案件的事实：作案的使用的铁棍的信息。那么这与结构信息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结构的信息被传递了。第三，信息是不守恒的。正如前面所说的，“信息的传递、贮存和加工过程”可以与“能”这一概念相联系起来。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在转移的过程中总量是守恒的，但能量存在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信息是客观存在的，但又是不守恒的，信息的传递过程必然通过能量的消耗来实现。信息总量是守恒的，只不过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因此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的不守恒就是在能量总量守恒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司法证明过程中，假如我们把案件事实看作一个相对封闭的物质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在这一物质系统中的案件翻译片可能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自行消失或遭到人为的破坏，从而给查明与证明活动带来不便。同样，案件事实发生后直接形成的证据，因为其具有原始性，这种证据上的信息量和质都是最大最好的，最能反映出案件事实真相。但是，原始证据经过传递，其信息就会在能量守恒的前提下损失部分，传递越远，损失越多。一份合同原件，当然要比复印件反映出来的信息准确。因此，信息科学告诉我们，证据的本质是信息。
而我们对证据依据一定的标准把它们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也是以信息论为其理论基础。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区别点之一即在于它们来源与案件事实的关系。信息从案件事实本身传递出来，传递越远，信息损失越多，那么，原始证据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其信息损失就少；而传来证据经过中间环节，其信息量损失当然就多。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两种证据在可行程度上的差异，从而为各种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提供理论支持。
三、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和概念
（一）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
关于划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依据或基本标准，目前理论界基本上都确定一点，即根据证据的出版或信息的来源，即证据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是否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原始性关联，是否直接反映案件中人、物、事的属性或特征。比如，“证据按来源可区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2]“按证据来源是否属于原始，可将诉讼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3]“根据证据来源的原生性或派生性，诉讼证据可以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4]
有学者认为，“传来证据与原始证据的本质在于诉讼证据是否经过了传抄、复制、转述等信息传播中间环节”。[5]笔者认为，证据是否经过复制，或证据本身是否表现为复制品的形式，对于区别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虽然有一定意义，但不是绝对的标准。在有些情况下，证据虽然具有复制品的形式，但却属于原始证据。例如[6]，在诽谤案件中，作案人将手写或打印的诽谤信复印多分广为散发，那些复印的诽谤信虽为复制品，但是也属于原始证据，因为那些信都是作案人实施诽谤行为的“原件”，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还有，在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件中，淫秽录像带的制作方法通常是先制作成母带，然后用母带成批复制后销售。在此类案件中，母带固然是原始证据，但是复制带也是原始证据，因为它们都是该犯罪行为的直接产物，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原始的联系。
还有学者认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在于是否由司法人员亲手收集。实践中，有些司法工作者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称为“第一手资料（证据）”和“第二手资料（证据）”，这种提法固然比较形象，但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由司法工作人员亲自收集的证据，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手证据”，并不都是原始证据。如单位犯罪案件中司法人员亲自收集的公司帐簿复印件，即属于传来证据。而另一方面，并非司法人员亲手收集的证据，即对该司法人员来说 通常被认为是“第二手证据”的，有的也属于原始证据。如律师经过批准后收集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如时间证人证言，虽然并非司法人员亲手收集，仍属于原始证据。
我国台湾学者张丽卿认为，“依是否可以单独证明事实，而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7]这一分类标准笔者认为不妥，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按照“是否可以单独证明事实”的标准，应当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才对，而不是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8]并且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与传闻证据，笔者亦认为不妥，且待后文再述。
（二）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概念
原始证据是指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直接来源于原始出处的证据。所谓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是指在案件事实的发生过程中直接形成的证据，在案件中有关行为或活动的直接作用或影响下形成的；所谓直接来源于原始出处，是指证据包含的信息直接来源于该信息生成的原始物场和环境。。比如侦查人员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作案人留下的毛发、精液，以及其它与案件有关联的各种痕迹和物品，在搜查活动中找到的作案工具和赃物，反映案件情况的原物、文件原件，亲自耳闻目睹案件情况的人们的证言，都是原始证据。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当然都是原始证据。但是，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却并非都是传来证据。例如，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犯罪现场的菜刀，经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辨认后，承认说：“这把菜刀是我们家的。”该证人证言并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直接来自于证据事实，但是它是直接从原始出处即“第一来源”获得的，所以仍属于原始证据，而非传来证据。又如，在一些刑事案件中的由侦查人员直接收集到的时间证人的证人证言，该证人并非耳闻目睹案件事实的过程，但是却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案时间，根据信息论原理及上面的划分依据，该证人证言也是原始证据，因为它的取得并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
传来证据是指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复制、复印、传转、转述等方式生成的证据。传来证据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也不是直接来源于信息原始出处的，而是经过某种中介从原始证据[9]中产生出来的。例如，模拟现场痕迹的模型，书证的复印件和影印件，转述他人感知事实的证据等，都属于传来证据。尽管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复印件或影印件可以和原件内容一模一样，但是复印或影印的过程肯定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能失真。复印的时候用白纸把原件签名遮住，复印件就不可能和原件相同了，信息就在传递的过程中损耗了，对案件事实的反映就会有偏差。有学者认为，书证的副本也是传来证据。[10]这种看法固然可以理解，但易让人误解。如果说，是在收集到书证后，司法人员又凭书证制作一书证的副本以备不是之需，在这种意义上的副本固然是传来证据。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证件都有副本，比如车辆行驶证副本、驾驶证副本、法律执业资格证副本等等。这里的副本是与原本同时生成的，是发证机关为了便于管理而制作发放的。副本尽管其效力依赖于原本，但是其并不是在“原始证据”即原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副本本身也有可能是原始证据。作为证据使用时，其具有与原本同等的效力，它与原本都是来源于信息原始出处的。因此，不加区分的说书证的副本是传来证据不妥。
有学者对传来证据的作的定义为，“凡是不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称为传来证据。”[11]，又如“凡是从非第一来源获得的证据材料就是传来证据。”[12]这种定义是有问题的。相当的可以转述为，“凡是不原始证据就是传来证据”。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因为既然把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证据在证明同一个事实时既是原始证据又是传来证据的情况[13]，否则就犯了逻辑学划分里面子项相容的错误。但是作为定义，用简单的否定式，不能够准确说明被定义内容的本质，因此定义不能采用否定式。
也有学者认为，对难于移动的实物，被害人的尸体或伤痕，即将死亡的亲自目睹案件发生情况的证人的陈述等进行摄像、录像、录音而形成的证据，不是传来证据。有的学者认为是传来证据。笔者认为，产生的分歧在于对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应该坚持以证据事实的来源为划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标准，而不能以证据的真实程度作为划分标准。应当是先有标准，然后再判断证据的真实程度。摄影、录像、录音等是司法人员在收集证据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是对原始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由于技术上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原因，它可能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会改变原始证据的性质。如被害人尸体等无法在法庭出示，就有必要通过科学的取证方法把原始证据固定和保全下来。
四、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意义
划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主要意义在于揭示这两种证据的可靠性，从而为各种证据的收集运用提供理论支持。
证据真实与否，即其可靠与否，判断的因素很多，而证据来源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始证据与案件事实最接近，或是案件中某种行为或活动的直接产物，因而信息传递的过程简单，其所蕴含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信息受到的损耗就少。而传来证据是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传转而成的。在传转过程中，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耗或发生变异。传转的次数越多，信息的损失就越多，变异就越大。因此，原始证据较派生证据更为可靠，而传转环节或次数较传转环节或次数多的传来证据又更为可靠。
在明确了这两种证据在可靠性上的差别以后，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地收集和运用这两类证据就有了理论依据和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应该尽可能去收集和使用原始证据，在不能取得原始证据的情况下，也应尽可能去收集和使用转传次数最少、与案件事实最近或与原始出处最近的传来证据。而在我国相关法律中也就相似规定，这为指导司法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原始证据比传来证据可靠，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概的否认传来证据的价值，不能简单地说传来证据都没有用。传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可作为发现原始证据的线索。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在调查研究案件时，原始证据并不是可以唾手可得的，一开始往往不能接触到一切原始证据，有的原始证据是通过传来证据而后才收集到的。例如犯罪目睹人甲把所见情况告诉了乙，乙又告诉了丙，侦查人员开始时只知道丙了解犯罪事实，但通过丙，再通过乙，就可以找到犯罪目睹人甲。
第二、 可以作为审查原始证据的手段，审查原始证据是否可靠。在特定情况下，原始证据的可靠性可以通过传来证据的检验而得到核实。例如，亲眼目睹犯罪活动的证人，可能因案件的利害关系或因记忆力减弱而不能准陈述案情；被害人有可能因为受到威胁而不愿如实陈述。如果他们曾把所见犯罪活动告诉过中国人，司法人员就可以从后者那里等到真实情况，证实和增强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必要时，还可以还可令他们当面对质，以审查犯罪目睹人的证言是否属实。
第三、 在不能获得原始证据或原始证据无法直接取得或不必直接提取时，经查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例如被害人死亡之前曾对甲叙述犯罪人的身体、面貌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甲的证言对侦破案件，证实犯罪分子有重要作用。又如文件原本已经毁灭或遗失，或不能交到侦查审判机关时，可取得它的复印件作为证据。当然，在采用传来证据时，应当尽可能地搜集接近原始来源的传来证据。
由上可见，按照证据来源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是有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正确地收集、运用证据的，有其实际意义。
五、 相关概念
(一)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是理论上对证据进行的另一种分类方法。其划分标准是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关联方式，或者说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证明性质。所谓直接证据，就是以直接方式与案件主要事实相关联的证据，即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所谓间接证据，就是以间接方式与案件主要事实相关联的证据，也就是必须与其他证据连接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也称作旁证。[14]它们的划分不是以证据来源为标准，而是以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系为标准。原始证据不等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不等同于传来证据。原始证据里面既有可能有直接证据，也有可能存在间接证据；传来证据里面也既有可能存在直接证据，也有可能存在间接证据。比如亲眼目睹抢劫过程的证人甲证明曾目睹犯罪嫌疑人乙持刀抢劫丙，证人甲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言即是原始证据，又是直接证据；证人甲在法庭上作证说曾看见乙在案发当日满身是血迹的从被害人家里走出来，这里甲的证言既是原始证据，又是间接证据。而如果丙在法庭上作证说甲曾经告诉他说曾看见乙在案发当日满身是血迹的从被害人家里走出来，如果是为了证明乙是否是作案人，则既是传来证据，又是间接证据。这种情况证明力是比较低的，但并非绝对不可采信。因此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是不是同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
(二) 最佳证据
最佳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最古老的证据规则。该规则要求，在证明书证内容的真实性时，必须提供书面材料的原件，只有在原件被证明已灭失时才能提供复制件。通常认为，这一证据规则仅适用于文字材料，如信件、电文等。然而，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已承认该规则同样适用于录音、照片、电子数据等。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则1002规定，文书、录音或照相，应该提交原件，除非本法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第1004第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不提交文书、录音或照片的原件：（a）原件遗失或毁坏；(b)原件无法获得；(c)原件在对方掌握中；(d)文件、录音、照片与案件中主要争议问题之间没有密切关系。这是美国成文法的规定。由此也可以看出，最佳证据规则“仅是一项规定原始文字材料有优先权作为证据的简单原则”。[15]而我们在理论上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并不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对所有证据进行的分类。因此，最佳证据和原始证据不能等同。
(三) 传闻证据
传闻证据规则也是英美证据法的重要规则。少数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限制的确立了这一规则，比如日本。什么叫传闻？根据华尔兹教授的的表述，“广义普通法（与成文法不同的判例法）中传闻证据的定义是：在审判或听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或作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的性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主张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主张的非证言行为。”[16]依此定义，传闻证据可以是：（1）口头的，（2）书面的，（3）行为，即动作。传闻证据可以分为三步过程：[17]（1）一种主张（或动作??行为??转变成一种主张，例如指着某人作人身辨认），（2）这种主张（或动作）是由在法庭上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也可以称为熟悉外陈述者或行为者）作出或完成的，（3）作为证据被提出，以证明所主张事实的真实性。可见，传闻证据有三个特点：（1）是以人的陈述为内容的陈述证据；（2）不是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亲自到法庭所作的陈述，而是对感知事实的书面的或者口头形式的转述；（3）是没有给予当事人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机会的证据。[18]同时，传闻证据规则也有一系列的例外，相关论述请参阅本书“第三章证人证言问题研究”部分。
知道了什么叫传闻证据，我们就可以判断，传闻证据主要只是针对言词证据而言的，不同于我们说的传来证据。但有学者就认为“依是否可以单独证明事实，而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19]又如，“凡与待证事实具有原始关系之证据，称为原始证据，……由间接传闻而来之证据，则称为传闻证据”[20]另外，台湾学者褚剑鸿亦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21]笔者认为，把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不妥。传闻证据仅是针对证人证言而言的，那么与其说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还不如说把“证人证言分为原始证人证言和传闻证人证言”。这样逻辑外延就比较恰当。而且，可以避免犯逻辑错误。根据逻辑学的划分概念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一个概念所指称的一类对象分成若干个小类，把一个属概念分成几个种概念。划分由划分母项、划分的子项和划分标准三部分构成。划分的母项就是其外延被划分的概念，划分的子项就是母项被划分后得到的各并列的概念，划分标准就是将一个母项划分为个子项时所依据的一定的属性。学理上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其母项就是所有证据，其子项就是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逻辑学要求划分时（1）划分标准要统一，（2）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3）各子项外延之间必须互不相容。如果不按这些要求，就会犯逻辑错误：（1）多标准划分，（2）子项不全，（3）子项相容。而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就会犯“子项不全”的错误。因为传闻证据是针对言词证据而言的，就遗漏了实物证据，而实物证据不可能都是原始证据，“子项不全”。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则一个证据要么原始证据，要么是传来证据，符合逻辑。
传闻证据不等于传来证据，但是两者有什么区别？有学者认为，“传闻证据可以说是派生证据或传来证据的一种。”[22]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准确。传闻证据和传来证据是两个不同的“属”概念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作出的分类结果，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皆不同。在我国，在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搜集的证据都可能作为诉讼证据，因此侦查、起诉、审判以及辩论活动中搜集的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均为原始证据如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就案件事实的亲自所为、亲身感受、亲眼所见所作的陈述，无论是在侦查、起诉阶段，还是在审判过程中作出，无论是书面证言还是言词陈述，属于原始证据。只有转述人他人处得知的案件事实，才是传来证据。而在英美国家，被告审判中心主义，在划分原始与传闻证据时以审判为标准，尤其对人证坚持言词原则，凡是在审判前和审判外取得的言词证据，只要未能在审判中以言词形式提出，则无论其内容是否第作证人亲身感知，均为传闻证据。按此标准，传闻证据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传闻陈述，即向法庭转述非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的陈述，如某人向法庭陈述某现场目击证人对他讲述的案件发生经过。二是书面陈述，即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在审判期日外把自己感知到的案件事实写成书面形式，提交给法庭，如证人在侦查阶段就直接了解到的案件情况亲笔书写的书面证言。三是陈述笔录，即没有感知案件真实的人听取直接感知案件真实的人的陈述后所制作的笔录。如侦查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知情人所作的询问笔录。而在我们国家，在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的情况普遍发生的情况下，第二种情况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是把它作为原始证据来看的；而第三种情况，有人认为是原始证据，有人认为应当是传闻。［23］因此，同样的证据，在英美国家被视为传闻，而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却是原始证据。因此，传闻证据可能是传来证据的一种，但也有可能是原始证据。
传闻证据（英美法系证据法）和传来证据（中国证据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其一，外延大小不同。传闻证据仅指传闻陈述，不含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而传来证据则囊括了所有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产生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人证、视听资料等。
其二，内涵或划分标准不同。传闻证据是英美法系国家以审判为标准，坚持直接言词原则的结果。所以凡在审判前和审判外取得的言词证据，只要未能在审判中以言词方式提出，则无论其内容是否为陈述人亲身感知，均为传闻证据。而判断一个证据是否是传来证据的标准则是证据的来源，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与案件事实具有直接的联系。只要陈述人是对案件事实亲身感受、所为、所闻，无论其是否在审判日期作出，也无论证据的表现形式是书面还是言词形式，这一证据都原始证据而非传来证据。因此，如前所述，传闻证据既可能是传来证据的一种，但也有可能是原始证据。
其三，目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注意到传闻证据具有易于失真的特点，所以他们设立传闻证据规则，力图限制传闻证据进入实际的司法诉讼程序，从而避免传闻证据误导法官和缺乏法律知识的平民陪审员。而中国的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仅仅是学理上的分类，它并不涉及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即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都可以纳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区分两者的唯一目的是只是提醒办案人员应注意不同来源的证据具有不同的证明力。
所以，传闻证据不同于传来证据。
（未完待续）
基层法院反腐败抓源头工作探讨——永春县人民法院
摘 要：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社会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毁坏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本文从研究司法腐败的特点入手，分析法院系统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从源头上加以解决。
关键词：司法腐败 司法公正 廉洁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司法腐败盛行的时候，司法还能够担当起正义防线的重任吗？培根曾经说过，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诚然，对普通的公民而言，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特定的个案，它更是对公民法律信仰的摧残，对社会正义期盼的打击。
腐败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公共权力同生共长。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朝自我膨胀、权力变异、权力腐败的方向发展 ，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着人民和法律赋予的司法权，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规范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腐败的主体正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已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通过加强“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推行审判公开，查处司法腐败案件，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只有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才能高高挚起司法公正的利剑，从而创造一个正义至上、人权不可侵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
一、司法腐败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取或保持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从事非法行为。司法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它切断了人民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 ，消解了法律的权威，摧毁了人民对法律的信赖，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果司法被腐败侵蚀，那么不只是失去司法的威严，还有公众对法律的失望，乃至对社会公理的绝望。司法腐败具有一般腐败的共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自身亦有不同于其他权力腐败的特征。
（一）司法腐败发生在司法权力的运作过程、运作行为之中。诸如审判、执行等等，都属于司法权力的运行过程或运作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即为本文所理解的司法腐败；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则不属于司法腐败。比如，某法官为了职务上的晋升，向法院院长行贿，在这样的事例中，无论是法官的行贿还是院长的受贿，都不是司法腐败。虽然它发生在两个法官之间，但它属于其它类型的权力腐败，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这是上下级之间的贿赂行为，与“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司法权力”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司法腐败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比如，某刑事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司法人员接受了被告人的巨额贿赂，结果仅仅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方式。分而言之，司法腐败中的钱权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司法人员凭借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二是司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权之外，以直接违法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实践中的司法腐败大多表现为第一种类型，因为它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为掩护，比较隐蔽，腐败者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当然，在钱权交易这种基本形式之外，司法腐败还存在着其他的方式，比如，为了迎合某种势力，或者是为了不触犯某种利益，应当受理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这样的“司法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交易，可以视为钱权交易的一种延伸 。
（三）司法腐败的主体，既可能是法官，也可能是法庭或法院。在司法权力由法官个人直接行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的法官（一个或数个）是司法腐败的主体。比如，法官在接受贿赂之后，作出了有利于行贿者的判决或裁定，就属于典型的“法官腐败”。但是，司法腐败也可以表现为“机构腐败”，如司法机构以司法权力作为交易的筹码，为整个司法机构谋取非法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司法腐败追求的是个体利益，那么后一种情况追求的则是司法机构的团体利益。
二、司法腐败的原因
司法腐败的行为主体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行为表现是司法不公，其手段表现为滥用职权，其目的是为本人和他人牟取非法私利。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主观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司法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种利益的诱惑，使我们的某些司法人员打起了手中权力“寻租”的算盘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大搞钱权交易，收礼受贿、徇私枉法。此外，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家经济并不强大，国家对司法的投入相对较少，有的司法机关为了解决办案的经费问题和司法人员的经济待遇问题，动起了钱权交易的念头，让当事人交了不应该交的费用等，滥用司法权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二）司法主体素质不高及缺乏法治信仰。
从我国目前司法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司法机关进人的门槛太低，以致司法人员的来源成分非常复杂，许多人没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院系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和培训便成为法官，导致法官的专业化程度至今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法官法》，提高了法院的进人条件，并统一了全国的司法考试，初步实行司法从业资格的一体化。但是，从近几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仍有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人员进入了法院，其法律素质偏低，对法律的理解与尊重不够透彻和全面，常常视法律为工具，缺乏法律至上、法律至圣和法律至尊的法治信仰。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松弛与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激励制度不健全、监督约束制度不健全、惩戒制度不健全。如对法官办案，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案件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对程序是否合法，却很少有人追究。事实上，没有合法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作为司法人员更是深知其中的漏洞，再加上目前对司法人员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为司法权寻租留下漏洞，使得少数司法腐败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对少数司法腐败分子惩处不严、处罚过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腐败行为。
（四）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不恰当干预。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维护司法公正、保持法律尊严的前提。当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和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使中国现今的司法体制仍颇受其影响。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独立，仍隶属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另一方面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及其人事部门（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法官被视同一般行政人员，其选拔、任用、晋级、管理上多仿行政人事制度，这样，司法就常常受行政的干预，法院及其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审判权。因其他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比较严重，行政干预、外界干扰、人情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三、司法腐败的危害
司法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已是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一）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致命残害。无论一国的立法水平何等高超，法律体系多么健全，如果司法公正萎靡，司法腐败嚣张，则法律形同虚设。所以说，司法腐败是对国家法制最严重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是运用国家法律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司法人员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执法者，他们知法、懂法、用法，对法律规定及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然而，司法腐败正是借助司法这一特殊职权，打着执法的旗号牟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利用法律空隙，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承办案件中，只能服从法律，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腐败行为则会导致有法不依，偏袒放纵一方而限制约束另一方，使案件处理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是误导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流传着“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没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说法。
（三）司法腐败损害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腐败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不公正状态。有些司法人员包庇犯罪，为违法犯罪者通风报信，对正当的诉讼当事人索、拿、卡、要，这不仅阻碍了国家法制建设进程，也导致了司法环境的恶化。司法腐败冲破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使人民群众获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民众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进而对国家法律失去信任和尊重，法律也将不能被普遍遵守，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司法腐败直接动摇着法律权威，而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其被破坏，国家权威就受到威胁，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四、解决基层司法腐败的对策建议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 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要治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当然有待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条件的改善。但是，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一）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一府两院”的模式。如上所述，事实上法院不具有和地方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受制于政府，这在基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治系统工程中主要指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尤其不能受党政领导人的个别干预 。
（二）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司法权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财产安全。因此，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首先，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即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其次，要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着重加强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要从担任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司法人员，充实司法队伍 ；最后，要完善对法官的惩戒机制，着重加大对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的惩戒。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司法的公正和廉洁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的。美国著名学者普朗克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为了保障司法官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地审理案件，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这种司法人员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既要有身份保障，又要有待遇保障。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四）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发挥监督效力。司法人员的人事应由地方块块管理变为条条垂直管理，其教育、选拔、任用的程序可参照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的实绩。通过深化司法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相关制度，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教育、监督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司法队伍人员考察监督机制和任免机制。
（五）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基层法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增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监督的有效性。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执法监督员的组成要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出现信访人投诉且必要时，要适时举办信访听证会，可邀请政法委、法制委、效能办、信访局人员及信访人所在地人大代表作为特邀听证员，参与听证过程，分析信访原因，甄别案件公正与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有效根除缠诉缠访现象，确保每一起案件过程公开透明。
（六）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在处理上要严格，决不手软，决不袒护；要结合群众反映多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抓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五、结语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特别是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保障。只要我们重视并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就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国家。
一、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的理论渊源
学术界最早对证据进行理论上分类研究的当推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边沁，其代表作《司法证据理论》一书率先提出了九种的证据分类方法，其中就包括“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这一分类方法。但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这一分类方法却并非直接来源于边沁的分类学说。据笔者粗略查找的资料显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这一证据分类方法是来源于前苏联的学者的。建国后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我国的法学理论以及立法也是受到前苏联的极大的影响。
二、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的理论基础
(一)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
反映论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各种理论的科学基础。而反映论又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理论。放在证据学中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证据法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而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分类是证据学理论的重要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从此种证据分类的出发点看来，笔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反映论尤与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联系密切。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专门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反映之各个阶段及各种形式所固有的最普遍的特点和规律。反映论和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依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原理。这一原理认为，认识的结果应与所认识的事物的原型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符合的。要达到这一结果，需要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要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程：能动地选取有关原本事物的必需知识并排除其非需的、枝节性的认识。“反映”的过程中，人并非适应外部世界，而是影响和改造外部世界，并合之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是科学的反映论。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运动的结果必然呈现出一定的形态。如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人们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必取一定的形式。”[1]这种物质的运动形态，正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虽然我们现实生活中案件不可能相同，但是任何案件的发生过程都存在物质运动形态，而且这种物质运动形态是特殊的、极其复杂的物质运动形态，即具有特定性、稳定性与反映性等特征。特定性，即任何案件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案件的质的特征，能够与其他案件有所区别；稳定性表明，任何案件在发生以后都有相对静止、暂时平衡和稳定的特征，其留下的痕迹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反映性则表明，任何案件发生后，其都会在客观世界留下痕迹，其特征会在相应的反映体中体现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也就是说，案件事实发生后，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案件事实会留下线索，留下各种证据，其次应当相信，人们能够“能动地选取有关原本事物的必需知识并排除其非需的、枝节性的认识”从而达到认识的结果与案件事实相符合。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说明，各种证据就是案件的反映。如，在盗窃案中，作案人要进入犯罪现场，肯定要用脚走路，于是他的脚底必然与地面接触，会在地面上留下鞋印或袜印；侵入现场，需要借助手或其它工具撬门、开锁，会在门上、锁上留下撬拨痕迹；盗走财物时，会留下指纹、会取走赃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被害人或其他人所发现或察觉，则又会形成被害人陈述或证人证言。此外，作案者自己肯定也会存在本次作案的记忆，这会为日后变成犯罪嫌疑人供述奠定了基础。现在的社会网络高发达，有些计算机高手可以不进入犯罪现场就可以作案，比如作案人通过互联网凭借自己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侵入银行的计算机系统把钱转到自己的帐户上。那么这种案件就不会出现前面出现的脚印等，但同样会留下痕迹，比如侵入系统的时间记录，在网络服务器上留下的IP地址，还有可能作案人会在朋友或同事面前炫耀，就会形成证人证言。这些例子说明，案件中的反映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反映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方式，包括位移、接触、分离、剥落、化合、分解以及古籍、记忆、辨识等等。因反映而形成的潜在证据很多，关键看能否发现。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还说明，绝大多数司法证明活动就是一种同一认定的活动，是司法人员等借助证据进行“人??事同一认定”的活动。司法人员等接受案件之后，往往最初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推测的案件形态，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将收集来的证据所表明的案件形态与头脑中已推测的案件形态进行同一认定的过程，法庭上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将收集来的证据所表明的案件形态与法律相关条文所规定的案件形态进行同一认定的过程。因此，反映论决定了司法证明诉讼法、司法证明标准以及司法证明规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当前证据立法所确立或即将确立的一些具体的证据规则，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反映论的思想。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而在理论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将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同样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规律的。
证据都是案件事实的反映，上面已论证了。但是反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呈现在司法人员面前的证据都是案件事实的反映，但是并非都是正确的反映，任何证据需要查证属实才可用作定案的根据。反映也许只需要一个阶段，也许经历多个阶段才最终形成。原始证据就是只需要一个阶段反映就形成了，而传来证据则存在多个阶段。案件事实在反映的过程中未必能够完全保留原形，也许会有歪曲。而反映的过程越短，歪曲就越少，反映的过程越长，歪曲就越多。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留下的一根带血的木棍??原始证据，丢失了，司法人员凭记忆复制一根木棍??传来证据，那么复制品（传来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肯定不如原物（原始证据）反映的真实。原始证据的证明效率一般要高于传来证据，对证据作此分类就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
(二)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分类与信息论
信息论 信息论是关于信息的本质和传输规律的科学的理论，即研究信息的本质、提取、传递、交换、接收、利用以及储存的一般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能离开信息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需要对周围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帮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且还要与周围的人群沟通关系才能协调地行动，这就是说，人类不仅时刻需要从自然界获得信息，而且人与人之间也需要进行通讯，交流信息。人类需要随时获取、传递、加工、利用信息，否则就不能生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即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耳闻、目睹、鼻嗅、口尝、体触等直接了解外界情况；一种是间接的，即通过语言、文字、信号……等等传递消息而获得信息。信息论的创始人是美贝尔电话研究所的数学家申农（C.E.Shannon1916——），他为解决通讯技术中的信息编码问题，突破老框框，把发射信息和接收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的通讯过程来研究，提出通讯系统的一般模型；同时建立了信息量的统计公式，奠定了信息论的理论基础。1948年申农发表的《通讯的数学理论》一文，成为信息论诞生的标志。后来，人们民现信息问题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从通讯技术中概括出来的关于信息运动的一般概念、模型、规律逐渐被运用到许多科学认识领域，成为一种跨科学的科学方法。因此，信息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信息论是以通信问题为中心研究信息的；广义信息论又称信息科学，它是研究所有信息问题的一门综合性科学。笔者认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也是属于广义信息论的范畴。
什么是信息？它在哲学上的定义：信息，（1）指某些消息、情报，某种资料、知识的总和；（2）控制论的基本概念之一。虽然目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与哲学的领域内均无统一的概念。但一般认为信息是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它具有很多特征。但信息的科学概念的的创立，揭开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新的方面，使我们可以用统一的观点去观察许多原先似乎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如：通过通讯技术的消息传递，神经系统的功能，计算机的工作以及各处控制过程，乃至案件事实发生的过程中案件事实的中的信息被传递到证据中去等。所有这一切都与信息的传递、贮存和加工过程联系着，在这方面，信息这一概念与物理学中能的概念具有类似作用，因为能的概念也使我们能够用共同的观点去描述完全不同的物理过程。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信息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证据也具有的：第一，信息是系统的组织程度。物质里面包含信息，这不可否认。比如作案人使用的匕首，它所包含的信息有：长度，大小，以及锋利度等等，这些信息就构成了该案中作案所使用的匕首的特征，信息越丰富，所表明的匕首特征就越能区别于其它匕首。因此可以说已知的信息构成了物质，即系统各过程本身的所有物，因而可以称为结构信息。第二，信息不仅表现出一个系统特征这一静态，而且它还可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一个物体内发生了反映出另一个物体之作用的变化，那就可以说，第一个物体已成了关于第二个物体之信息的载体。比如，作案人用铁棍撬锁，在锁上面就会留下铁棍的痕迹，此时，铁棍上的信息就转移到锁上面，这把锁就成了铁棍信息的载体。司法人员收集到的这把锁便是原始证据，其可以准确反映出案件的事实：作案的使用的铁棍的信息。那么这与结构信息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结构的信息被传递了。第三，信息是不守恒的。正如前面所说的，“信息的传递、贮存和加工过程”可以与“能”这一概念相联系起来。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在转移的过程中总量是守恒的，但能量存在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信息是客观存在的，但又是不守恒的，信息的传递过程必然通过能量的消耗来实现。信息总量是守恒的，只不过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因此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的不守恒就是在能量总量守恒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司法证明过程中，假如我们把案件事实看作一个相对封闭的物质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在这一物质系统中的案件翻译片可能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自行消失或遭到人为的破坏，从而给查明与证明活动带来不便。同样，案件事实发生后直接形成的证据，因为其具有原始性，这种证据上的信息量和质都是最大最好的，最能反映出案件事实真相。但是，原始证据经过传递，其信息就会在能量守恒的前提下损失部分，传递越远，损失越多。一份合同原件，当然要比复印件反映出来的信息准确。因此，信息科学告诉我们，证据的本质是信息。
而我们对证据依据一定的标准把它们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也是以信息论为其理论基础。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区别点之一即在于它们来源与案件事实的关系。信息从案件事实本身传递出来，传递越远，信息损失越多，那么，原始证据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其信息损失就少；而传来证据经过中间环节，其信息量损失当然就多。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两种证据在可行程度上的差异，从而为各种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提供理论支持。
三、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和概念
（一）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
关于划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依据或基本标准，目前理论界基本上都确定一点，即根据证据的出版或信息的来源，即证据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是否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原始性关联，是否直接反映案件中人、物、事的属性或特征。比如，“证据按来源可区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2]“按证据来源是否属于原始，可将诉讼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3]“根据证据来源的原生性或派生性，诉讼证据可以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4]
有学者认为，“传来证据与原始证据的本质在于诉讼证据是否经过了传抄、复制、转述等信息传播中间环节”。[5]笔者认为，证据是否经过复制，或证据本身是否表现为复制品的形式，对于区别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虽然有一定意义，但不是绝对的标准。在有些情况下，证据虽然具有复制品的形式，但却属于原始证据。例如[6]，在诽谤案件中，作案人将手写或打印的诽谤信复印多分广为散发，那些复印的诽谤信虽为复制品，但是也属于原始证据，因为那些信都是作案人实施诽谤行为的“原件”，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还有，在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件中，淫秽录像带的制作方法通常是先制作成母带，然后用母带成批复制后销售。在此类案件中，母带固然是原始证据，但是复制带也是原始证据，因为它们都是该犯罪行为的直接产物，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原始的联系。
还有学者认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在于是否由司法人员亲手收集。实践中，有些司法工作者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称为“第一手资料（证据）”和“第二手资料（证据）”，这种提法固然比较形象，但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由司法工作人员亲自收集的证据，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手证据”，并不都是原始证据。如单位犯罪案件中司法人员亲自收集的公司帐簿复印件，即属于传来证据。而另一方面，并非司法人员亲手收集的证据，即对该司法人员来说 通常被认为是“第二手证据”的，有的也属于原始证据。如律师经过批准后收集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如时间证人证言，虽然并非司法人员亲手收集，仍属于原始证据。
我国台湾学者张丽卿认为，“依是否可以单独证明事实，而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7]这一分类标准笔者认为不妥，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按照“是否可以单独证明事实”的标准，应当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才对，而不是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8]并且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与传闻证据，笔者亦认为不妥，且待后文再述。
（二）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概念
原始证据是指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直接来源于原始出处的证据。所谓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是指在案件事实的发生过程中直接形成的证据，在案件中有关行为或活动的直接作用或影响下形成的；所谓直接来源于原始出处，是指证据包含的信息直接来源于该信息生成的原始物场和环境。。比如侦查人员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作案人留下的毛发、精液，以及其它与案件有关联的各种痕迹和物品，在搜查活动中找到的作案工具和赃物，反映案件情况的原物、文件原件，亲自耳闻目睹案件情况的人们的证言，都是原始证据。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当然都是原始证据。但是，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却并非都是传来证据。例如，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犯罪现场的菜刀，经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辨认后，承认说：“这把菜刀是我们家的。”该证人证言并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直接来自于证据事实，但是它是直接从原始出处即“第一来源”获得的，所以仍属于原始证据，而非传来证据。又如，在一些刑事案件中的由侦查人员直接收集到的时间证人的证人证言，该证人并非耳闻目睹案件事实的过程，但是却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案时间，根据信息论原理及上面的划分依据，该证人证言也是原始证据，因为它的取得并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
传来证据是指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复制、复印、传转、转述等方式生成的证据。传来证据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也不是直接来源于信息原始出处的，而是经过某种中介从原始证据[9]中产生出来的。例如，模拟现场痕迹的模型，书证的复印件和影印件，转述他人感知事实的证据等，都属于传来证据。尽管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复印件或影印件可以和原件内容一模一样，但是复印或影印的过程肯定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能失真。复印的时候用白纸把原件签名遮住，复印件就不可能和原件相同了，信息就在传递的过程中损耗了，对案件事实的反映就会有偏差。有学者认为，书证的副本也是传来证据。[10]这种看法固然可以理解，但易让人误解。如果说，是在收集到书证后，司法人员又凭书证制作一书证的副本以备不是之需，在这种意义上的副本固然是传来证据。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证件都有副本，比如车辆行驶证副本、驾驶证副本、法律执业资格证副本等等。这里的副本是与原本同时生成的，是发证机关为了便于管理而制作发放的。副本尽管其效力依赖于原本，但是其并不是在“原始证据”即原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副本本身也有可能是原始证据。作为证据使用时，其具有与原本同等的效力，它与原本都是来源于信息原始出处的。因此，不加区分的说书证的副本是传来证据不妥。
有学者对传来证据的作的定义为，“凡是不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称为传来证据。”[11]，又如“凡是从非第一来源获得的证据材料就是传来证据。”[12]这种定义是有问题的。相当的可以转述为，“凡是不原始证据就是传来证据”。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因为既然把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证据在证明同一个事实时既是原始证据又是传来证据的情况[13]，否则就犯了逻辑学划分里面子项相容的错误。但是作为定义，用简单的否定式，不能够准确说明被定义内容的本质，因此定义不能采用否定式。
也有学者认为，对难于移动的实物，被害人的尸体或伤痕，即将死亡的亲自目睹案件发生情况的证人的陈述等进行摄像、录像、录音而形成的证据，不是传来证据。有的学者认为是传来证据。笔者认为，产生的分歧在于对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应该坚持以证据事实的来源为划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标准，而不能以证据的真实程度作为划分标准。应当是先有标准，然后再判断证据的真实程度。摄影、录像、录音等是司法人员在收集证据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是对原始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由于技术上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原因，它可能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会改变原始证据的性质。如被害人尸体等无法在法庭出示，就有必要通过科学的取证方法把原始证据固定和保全下来。
四、 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意义
划分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主要意义在于揭示这两种证据的可靠性，从而为各种证据的收集运用提供理论支持。
证据真实与否，即其可靠与否，判断的因素很多，而证据来源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始证据与案件事实最接近，或是案件中某种行为或活动的直接产物，因而信息传递的过程简单，其所蕴含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信息受到的损耗就少。而传来证据是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传转而成的。在传转过程中，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耗或发生变异。传转的次数越多，信息的损失就越多，变异就越大。因此，原始证据较派生证据更为可靠，而传转环节或次数较传转环节或次数多的传来证据又更为可靠。
在明确了这两种证据在可靠性上的差别以后，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务中正确地收集和运用这两类证据就有了理论依据和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应该尽可能去收集和使用原始证据，在不能取得原始证据的情况下，也应尽可能去收集和使用转传次数最少、与案件事实最近或与原始出处最近的传来证据。而在我国相关法律中也就相似规定，这为指导司法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原始证据比传来证据可靠，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概的否认传来证据的价值，不能简单地说传来证据都没有用。传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可作为发现原始证据的线索。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在调查研究案件时，原始证据并不是可以唾手可得的，一开始往往不能接触到一切原始证据，有的原始证据是通过传来证据而后才收集到的。例如犯罪目睹人甲把所见情况告诉了乙，乙又告诉了丙，侦查人员开始时只知道丙了解犯罪事实，但通过丙，再通过乙，就可以找到犯罪目睹人甲。
第二、 可以作为审查原始证据的手段，审查原始证据是否可靠。在特定情况下，原始证据的可靠性可以通过传来证据的检验而得到核实。例如，亲眼目睹犯罪活动的证人，可能因案件的利害关系或因记忆力减弱而不能准陈述案情；被害人有可能因为受到威胁而不愿如实陈述。如果他们曾把所见犯罪活动告诉过中国人，司法人员就可以从后者那里等到真实情况，证实和增强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必要时，还可以还可令他们当面对质，以审查犯罪目睹人的证言是否属实。
第三、 在不能获得原始证据或原始证据无法直接取得或不必直接提取时，经查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例如被害人死亡之前曾对甲叙述犯罪人的身体、面貌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甲的证言对侦破案件，证实犯罪分子有重要作用。又如文件原本已经毁灭或遗失，或不能交到侦查审判机关时，可取得它的复印件作为证据。当然，在采用传来证据时，应当尽可能地搜集接近原始来源的传来证据。
由上可见，按照证据来源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是有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正确地收集、运用证据的，有其实际意义。
五、 相关概念
(一)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是理论上对证据进行的另一种分类方法。其划分标准是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关联方式，或者说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证明性质。所谓直接证据，就是以直接方式与案件主要事实相关联的证据，即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所谓间接证据，就是以间接方式与案件主要事实相关联的证据，也就是必须与其他证据连接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也称作旁证。[14]它们的划分不是以证据来源为标准，而是以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系为标准。原始证据不等于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不等同于传来证据。原始证据里面既有可能有直接证据，也有可能存在间接证据；传来证据里面也既有可能存在直接证据，也有可能存在间接证据。比如亲眼目睹抢劫过程的证人甲证明曾目睹犯罪嫌疑人乙持刀抢劫丙，证人甲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言即是原始证据，又是直接证据；证人甲在法庭上作证说曾看见乙在案发当日满身是血迹的从被害人家里走出来，这里甲的证言既是原始证据，又是间接证据。而如果丙在法庭上作证说甲曾经告诉他说曾看见乙在案发当日满身是血迹的从被害人家里走出来，如果是为了证明乙是否是作案人，则既是传来证据，又是间接证据。这种情况证明力是比较低的，但并非绝对不可采信。因此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是不是同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
(二) 最佳证据
最佳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最古老的证据规则。该规则要求，在证明书证内容的真实性时，必须提供书面材料的原件，只有在原件被证明已灭失时才能提供复制件。通常认为，这一证据规则仅适用于文字材料，如信件、电文等。然而，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已承认该规则同样适用于录音、照片、电子数据等。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则1002规定，文书、录音或照相，应该提交原件，除非本法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第1004第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不提交文书、录音或照片的原件：（a）原件遗失或毁坏；(b)原件无法获得；(c)原件在对方掌握中；(d)文件、录音、照片与案件中主要争议问题之间没有密切关系。这是美国成文法的规定。由此也可以看出，最佳证据规则“仅是一项规定原始文字材料有优先权作为证据的简单原则”。[15]而我们在理论上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并不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对所有证据进行的分类。因此，最佳证据和原始证据不能等同。
(三) 传闻证据
传闻证据规则也是英美证据法的重要规则。少数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限制的确立了这一规则，比如日本。什么叫传闻？根据华尔兹教授的的表述，“广义普通法（与成文法不同的判例法）中传闻证据的定义是：在审判或听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或作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的性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主张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主张的非证言行为。”[16]依此定义，传闻证据可以是：（1）口头的，（2）书面的，（3）行为，即动作。传闻证据可以分为三步过程：[17]（1）一种主张（或动作??行为??转变成一种主张，例如指着某人作人身辨认），（2）这种主张（或动作）是由在法庭上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也可以称为熟悉外陈述者或行为者）作出或完成的，（3）作为证据被提出，以证明所主张事实的真实性。可见，传闻证据有三个特点：（1）是以人的陈述为内容的陈述证据；（2）不是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亲自到法庭所作的陈述，而是对感知事实的书面的或者口头形式的转述；（3）是没有给予当事人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机会的证据。[18]同时，传闻证据规则也有一系列的例外，相关论述请参阅本书“第三章证人证言问题研究”部分。
知道了什么叫传闻证据，我们就可以判断，传闻证据主要只是针对言词证据而言的，不同于我们说的传来证据。但有学者就认为“依是否可以单独证明事实，而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19]又如，“凡与待证事实具有原始关系之证据，称为原始证据，……由间接传闻而来之证据，则称为传闻证据”[20]另外，台湾学者褚剑鸿亦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21]笔者认为，把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不妥。传闻证据仅是针对证人证言而言的，那么与其说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还不如说把“证人证言分为原始证人证言和传闻证人证言”。这样逻辑外延就比较恰当。而且，可以避免犯逻辑错误。根据逻辑学的划分概念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一个概念所指称的一类对象分成若干个小类，把一个属概念分成几个种概念。划分由划分母项、划分的子项和划分标准三部分构成。划分的母项就是其外延被划分的概念，划分的子项就是母项被划分后得到的各并列的概念，划分标准就是将一个母项划分为个子项时所依据的一定的属性。学理上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其母项就是所有证据，其子项就是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逻辑学要求划分时（1）划分标准要统一，（2）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3）各子项外延之间必须互不相容。如果不按这些要求，就会犯逻辑错误：（1）多标准划分，（2）子项不全，（3）子项相容。而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闻证据，就会犯“子项不全”的错误。因为传闻证据是针对言词证据而言的，就遗漏了实物证据，而实物证据不可能都是原始证据，“子项不全”。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则一个证据要么原始证据，要么是传来证据，符合逻辑。
传闻证据不等于传来证据，但是两者有什么区别？有学者认为，“传闻证据可以说是派生证据或传来证据的一种。”[22]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准确。传闻证据和传来证据是两个不同的“属”概念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作出的分类结果，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皆不同。在我国，在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搜集的证据都可能作为诉讼证据，因此侦查、起诉、审判以及辩论活动中搜集的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均为原始证据如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就案件事实的亲自所为、亲身感受、亲眼所见所作的陈述，无论是在侦查、起诉阶段，还是在审判过程中作出，无论是书面证言还是言词陈述，属于原始证据。只有转述人他人处得知的案件事实，才是传来证据。而在英美国家，被告审判中心主义，在划分原始与传闻证据时以审判为标准，尤其对人证坚持言词原则，凡是在审判前和审判外取得的言词证据，只要未能在审判中以言词形式提出，则无论其内容是否第作证人亲身感知，均为传闻证据。按此标准，传闻证据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传闻陈述，即向法庭转述非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的陈述，如某人向法庭陈述某现场目击证人对他讲述的案件发生经过。二是书面陈述，即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在审判期日外把自己感知到的案件事实写成书面形式，提交给法庭，如证人在侦查阶段就直接了解到的案件情况亲笔书写的书面证言。三是陈述笔录，即没有感知案件真实的人听取直接感知案件真实的人的陈述后所制作的笔录。如侦查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知情人所作的询问笔录。而在我们国家，在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的情况普遍发生的情况下，第二种情况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是把它作为原始证据来看的；而第三种情况，有人认为是原始证据，有人认为应当是传闻。［23］因此，同样的证据，在英美国家被视为传闻，而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却是原始证据。因此，传闻证据可能是传来证据的一种，但也有可能是原始证据。
传闻证据（英美法系证据法）和传来证据（中国证据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其一，外延大小不同。传闻证据仅指传闻陈述，不含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而传来证据则囊括了所有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产生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人证、视听资料等。
其二，内涵或划分标准不同。传闻证据是英美法系国家以审判为标准，坚持直接言词原则的结果。所以凡在审判前和审判外取得的言词证据，只要未能在审判中以言词方式提出，则无论其内容是否为陈述人亲身感知，均为传闻证据。而判断一个证据是否是传来证据的标准则是证据的来源，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与案件事实具有直接的联系。只要陈述人是对案件事实亲身感受、所为、所闻，无论其是否在审判日期作出，也无论证据的表现形式是书面还是言词形式，这一证据都原始证据而非传来证据。因此，如前所述，传闻证据既可能是传来证据的一种，但也有可能是原始证据。
其三，目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注意到传闻证据具有易于失真的特点，所以他们设立传闻证据规则，力图限制传闻证据进入实际的司法诉讼程序，从而避免传闻证据误导法官和缺乏法律知识的平民陪审员。而中国的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仅仅是学理上的分类，它并不涉及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即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都可以纳入到司法诉讼程序。区分两者的唯一目的是只是提醒办案人员应注意不同来源的证据具有不同的证明力。
所以，传闻证据不同于传来证据。
（未完待续）
基层法院反腐败抓源头工作探讨——永春县人民法院
摘 要：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社会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毁坏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本文从研究司法腐败的特点入手，分析法院系统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从源头上加以解决。
关键词：司法腐败 司法公正 廉洁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司法腐败盛行的时候，司法还能够担当起正义防线的重任吗？培根曾经说过，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诚然，对普通的公民而言，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特定的个案，它更是对公民法律信仰的摧残，对社会正义期盼的打击。
腐败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公共权力同生共长。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朝自我膨胀、权力变异、权力腐败的方向发展 ，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着人民和法律赋予的司法权，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规范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腐败的主体正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已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通过加强“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推行审判公开，查处司法腐败案件，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只有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才能高高挚起司法公正的利剑，从而创造一个正义至上、人权不可侵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
一、司法腐败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取或保持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从事非法行为。司法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它切断了人民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 ，消解了法律的权威，摧毁了人民对法律的信赖，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果司法被腐败侵蚀，那么不只是失去司法的威严，还有公众对法律的失望，乃至对社会公理的绝望。司法腐败具有一般腐败的共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自身亦有不同于其他权力腐败的特征。
（一）司法腐败发生在司法权力的运作过程、运作行为之中。诸如审判、执行等等，都属于司法权力的运行过程或运作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即为本文所理解的司法腐败；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则不属于司法腐败。比如，某法官为了职务上的晋升，向法院院长行贿，在这样的事例中，无论是法官的行贿还是院长的受贿，都不是司法腐败。虽然它发生在两个法官之间，但它属于其它类型的权力腐败，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这是上下级之间的贿赂行为，与“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司法权力”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司法腐败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比如，某刑事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司法人员接受了被告人的巨额贿赂，结果仅仅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方式。分而言之，司法腐败中的钱权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司法人员凭借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二是司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权之外，以直接违法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实践中的司法腐败大多表现为第一种类型，因为它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为掩护，比较隐蔽，腐败者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当然，在钱权交易这种基本形式之外，司法腐败还存在着其他的方式，比如，为了迎合某种势力，或者是为了不触犯某种利益，应当受理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这样的“司法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交易，可以视为钱权交易的一种延伸 。
（三）司法腐败的主体，既可能是法官，也可能是法庭或法院。在司法权力由法官个人直接行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的法官（一个或数个）是司法腐败的主体。比如，法官在接受贿赂之后，作出了有利于行贿者的判决或裁定，就属于典型的“法官腐败”。但是，司法腐败也可以表现为“机构腐败”，如司法机构以司法权力作为交易的筹码，为整个司法机构谋取非法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司法腐败追求的是个体利益，那么后一种情况追求的则是司法机构的团体利益。
二、司法腐败的原因
司法腐败的行为主体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行为表现是司法不公，其手段表现为滥用职权，其目的是为本人和他人牟取非法私利。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主观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司法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种利益的诱惑，使我们的某些司法人员打起了手中权力“寻租”的算盘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大搞钱权交易，收礼受贿、徇私枉法。此外，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家经济并不强大，国家对司法的投入相对较少，有的司法机关为了解决办案的经费问题和司法人员的经济待遇问题，动起了钱权交易的念头，让当事人交了不应该交的费用等，滥用司法权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二）司法主体素质不高及缺乏法治信仰。
从我国目前司法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司法机关进人的门槛太低，以致司法人员的来源成分非常复杂，许多人没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院系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和培训便成为法官，导致法官的专业化程度至今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法官法》，提高了法院的进人条件，并统一了全国的司法考试，初步实行司法从业资格的一体化。但是，从近几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仍有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人员进入了法院，其法律素质偏低，对法律的理解与尊重不够透彻和全面，常常视法律为工具，缺乏法律至上、法律至圣和法律至尊的法治信仰。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松弛与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激励制度不健全、监督约束制度不健全、惩戒制度不健全。如对法官办案，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案件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对程序是否合法，却很少有人追究。事实上，没有合法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作为司法人员更是深知其中的漏洞，再加上目前对司法人员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为司法权寻租留下漏洞，使得少数司法腐败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对少数司法腐败分子惩处不严、处罚过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腐败行为。
（四）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不恰当干预。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维护司法公正、保持法律尊严的前提。当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和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使中国现今的司法体制仍颇受其影响。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独立，仍隶属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另一方面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及其人事部门（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法官被视同一般行政人员，其选拔、任用、晋级、管理上多仿行政人事制度，这样，司法就常常受行政的干预，法院及其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审判权。因其他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比较严重，行政干预、外界干扰、人情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三、司法腐败的危害
司法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已是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一）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致命残害。无论一国的立法水平何等高超，法律体系多么健全，如果司法公正萎靡，司法腐败嚣张，则法律形同虚设。所以说，司法腐败是对国家法制最严重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是运用国家法律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司法人员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执法者，他们知法、懂法、用法，对法律规定及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然而，司法腐败正是借助司法这一特殊职权，打着执法的旗号牟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利用法律空隙，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承办案件中，只能服从法律，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腐败行为则会导致有法不依，偏袒放纵一方而限制约束另一方，使案件处理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是误导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流传着“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没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说法。
（三）司法腐败损害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腐败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不公正状态。有些司法人员包庇犯罪，为违法犯罪者通风报信，对正当的诉讼当事人索、拿、卡、要，这不仅阻碍了国家法制建设进程，也导致了司法环境的恶化。司法腐败冲破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使人民群众获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民众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进而对国家法律失去信任和尊重，法律也将不能被普遍遵守，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司法腐败直接动摇着法律权威，而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其被破坏，国家权威就受到威胁，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四、解决基层司法腐败的对策建议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 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要治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当然有待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条件的改善。但是，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一）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一府两院”的模式。如上所述，事实上法院不具有和地方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受制于政府，这在基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治系统工程中主要指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尤其不能受党政领导人的个别干预 。
（二）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司法权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财产安全。因此，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首先，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即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其次，要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着重加强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要从担任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司法人员，充实司法队伍 ；最后，要完善对法官的惩戒机制，着重加大对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的惩戒。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司法的公正和廉洁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的。美国著名学者普朗克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为了保障司法官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地审理案件，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这种司法人员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既要有身份保障，又要有待遇保障。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四）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发挥监督效力。司法人员的人事应由地方块块管理变为条条垂直管理，其教育、选拔、任用的程序可参照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的实绩。通过深化司法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相关制度，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教育、监督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司法队伍人员考察监督机制和任免机制。
（五）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基层法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增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监督的有效性。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执法监督员的组成要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出现信访人投诉且必要时，要适时举办信访听证会，可邀请政法委、法制委、效能办、信访局人员及信访人所在地人大代表作为特邀听证员，参与听证过程，分析信访原因，甄别案件公正与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有效根除缠诉缠访现象，确保每一起案件过程公开透明。
（六）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在处理上要严格，决不手软，决不袒护；要结合群众反映多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抓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五、结语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特别是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保障。只要我们重视并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就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国家。
